時間：2000年2月25日
地點：北京郊區黃村
江登興：自由撰稿人
申維：作家，揚州人。主要作品：《東方紅小學》，《天堂狼吻》，《復活的頭顱》，《狼狽不堪的生活》
創造力在民間
----江登興、申維關於《愛情乞丐》的對話
江登興：申維先生，您先談談你的小說《愛情乞丐》的創作意圖。
申維：我想通過這部小說表現現代社會的騷動不安。我塑造了一個叫卞的當今社會的狂人。他與他的生存的環境相抵觸。他試圖到文學這一特定語境中去尋找生存的本質特徵之一棗愛情。他努力，但失敗了。他和他遇到的所有女人間都存在著一種障礙，雖然各人的情況不一樣，但障礙始終如一，甚至不可逾越。我想通過主人公對愛情的尋找和不可得，來揭示這個社會的病症。
江興登：愛情在你的小說中佔有很大的份量。你是否用愛情作為反抗現代社會病症的一種手段？
申維：愛情是一個永恆的話題，將來人們生活在火星上，談論的依舊是愛情。愛情，宗教，文學藝術等，既是抗拒現代社會病症的手段，同時，也無不感染上現代社會的諸多病菌。愛情經常左右著現代人的思想和行為。我想以此為切入口，切進去，切入到現代人的心靈深處，尋找社會的病根之所在。這部作品也可以認為是一部反思現代人愛情的作品。
江興登：讀你的作品有時讓我感到一種人性被撕裂後的痛楚，引起一種內心矛盾被推到極端的震撼。你覺得這是現代人的一種基本狀態？
申維：我的作品更多的是表現一種迷惘，方向的迷失。痛楚只是作品的一個方面，只是現代社會內在病症的外部炎症。
江興登：什麼原因造成了方向的迷失？
申維：我認為是對人類文化本源徹頭徹尾地叛變和片面地理解所謂的物質文明。沒有精神的物質還談得上文明嗎？
江興登：我在你的作品中看到一個塑造的非常豐滿的人物子君。她一方面是一個風塵女子，另一個方面，她時刻在追求著拯救。這個集天使和魔鬼於一身的人物非常震撼我的心靈。你是以什麼目的來塑造這樣的人物？
申維：子君的出現和前面出現的三個女子形成比較，前面的三個女性是以一種知識女性的身份出現的。我想在子君身上思考這樣兩個問題：一，生存和尊嚴哪個更重要？二，當你面對一個漂亮的女孩子時，你是否去想她曾經是個什麼？如果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向你走來，我告訴你她是一個妓女，那麼，你是否就像那些衛道士所說，立刻就會覺得向你走來的是一具骷髏？如果一個長相醜陋的女孩子向你走來，我告訴你，她是一個聖女，你是否就頓時覺得她光彩照人？蝴蝶的美麗與它是否對莊稼有益無關。
江興登：你講到了對美的判斷超道德的標準，這是一個挑戰，能否更深入談一談。
申維：我想，文學更多的是讓人去思索，我思故我在。我的作品關注時下我們這一代青年的真實的生活狀態。我在這裡不想對人和社會下一個最終的斷語。子君這個形像在當今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存在。我們在街頭巷尾隨處可見。她們集魔鬼與天使於一身。我們在不同的空間、時間體驗到她人性的美和丑。有一點很重要，子君在主人公卞這兒更多的是體現了她人性中美的一面，當然，她坦陳了她醜的一面，但主人公真正面對的還是她的美。卞最後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他愛上了子君。雖然這種愛是非理性的，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又有多少東西是理性的？難道理性的東西就一定合理嗎？
江登興：我曾經有兩次和妓女做鄰居，也參加過公安部門的掃黃打非。在我眼裡，她們代表著骯髒，卑鄙，污垢，下流，疾病，非人性的東西。你提出了這樣挑戰性的審美課題，那些在底層泥濘和污穢中掙扎的人，也有對美的追求。這是一個非常人性的課題。
申維：如果說妓女是這個社會的罪惡，那麼最大的罪惡是罪惡的製造。那些幕後的東西，才是真正的罪惡。以太陽名義，瘋狂地掠奪。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那些把自已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痛苦之上的人才是最可恥的。我仇恨那些以為自已有錢有權就可以為所欲為的人。
江興登：你作為一個作家，更多地介入了底層的生活。你作為一個來自民間的知識分子，應該對這種生活有更多的觀察。是否說，你在底層積蓄了豐厚的創作素材。
申維：佛教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一說。我認為只有具有大的愛心的人，才會真正地與底層民眾生活在一道。他的心與底層民眾的心緊緊聯繫在一起。我生活在底層，算是一個學院大門之外具有人文精神的人。我知道我周圍的人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他們的兩面性。我們要有一種大的善心去面對，真實地面對人生，面對社會，面對自我。我反對虛假的脫離現實的東西。真正的思想在民間，真正的小說來自民間。我們應當去扒下一些偽知識分子的皮。
江登興：我覺得你小說中有一個特點，中心是闡述個人，一切從個人的視點出發，有點像卡爾﹒波爾普所說的「回復純粹個人」。
申維：任何人觀察世界，總是以主觀的目光。他不可能借助別人的眼睛。作家的經驗主要來自個人的生命的體驗，即使是虛構，也超越不了心理真實這一範圍。我反對觀念先行，反對話語霸權，反對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主義。
江登興：你來自於民間，也就是說，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你處在文壇的圈子之外。你如何從民間的角度來看當今中國文壇。
申維：我只能說是處在一種邊緣狀態。我認為創作的最高境界是有使命感的。當今文壇現狀很糟，知識分子還沒有真正的覺悟，商業化的東西太多。文學越來越遠離民眾，遠離社會。文學成為自淫的工具，人成為一種沒有深度的存在。人類作為一種社會性的存在，離不開那些根本性的東西。比如，真善美。我們既不能剪斷與歷史的臍帶，又不能拔著頭髮飛離地面。我們腳下的大地漂浮，而又找不到彼岸。我們應當確立一些根本性的東西，為我們的存在尋找到理由。就像數學，許多結論都有是建立在公理基礎上的，沒有公理，推理就不可能產生。
江登興：九十年代，文壇的商業化炒作給我們的文壇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申維：文學在當今就像一個漂亮的女人，但這個女人很不幸，她不斷受到姦污，受到意識形態的姦污，受到金錢和權力的姦污，受到時下風尚的姦污，等等。所以，我說，時下的文壇就是一個被姦污的文壇。
江登興：施暴者是作家本身，還是另有角色？
申維：既有外來的施暴，也有作家本身樂於的出賣。
江登興：當今文壇，作家的創造力萎縮。你認為該如何保持這種警惕？
申維：我認為作家應當生活在社會的底層，生活在民眾之中，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處於一種緊張的對峙狀態。作家不把自已的命運融入民眾之中，沒有經歷苦難，靠牛奶和麵包喂大，豢養在別墅裡，奢談文學藝術，這種人的生命力就會萎縮。尤其是一些作家成名後，墮落的很快，成了寫作機器，或者是商業機器，作家比商人還會經商和自我炒作。有些人除了寫些報屁股，提醒別人別忘了他之外，就什麼也做不了。
江登興：那該怎麼辦？
申維：我認為作家始終要提醒自已的是，為什麼去寫作？我認為這個問題是任何作家首先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你是為這個社會生產一次性的消費品，還是以寫作做搏取名利的敲門磚，像古代科舉一樣，還是與現代化的大機器生產比力氣？
江登興：現在，有「圈子裡亂捧，圈子外瞎咬」一說。你是否加入到某個圈子？
申維：我在任何圈子之外。有一次，我到一個城市，發現所有的作家都踢足球去了。他們參加了一個什麼明星足球隊。我就覺得很可笑，作家踢足球，踢球的去下棋，下棋的去唱戲，唱戲的去寫作。這是一個陰謀。用心險惡。作家就應當去寫作。像笨豬似的在足球場上滾動著，有點譁眾取寵。瞧，世界上還有比這群豬更快樂的嗎？中央電視台的一個播音員，冒牌當作家，四處揚言，說他為共和國廣播了幾十年，誰反對他就是反對共和國。這樣，東西寫的一踢糊塗，也沒人敢說不好了。有誰敢說共和國不好呢？投機者玷污作家隊伍。誰的嗓門高，誰的作品好。假話多了，真話也成了假話。官僚體制控制著文壇，拉幫結派，黨同伐異，這樣的體制，只會製造出與這一體制相對應的文壇小丑。
江登興：現在文學的期刊的發行量都達不到一萬冊，而一些純理論的雜誌的可讀性未必比文學期刊強，卻可以達到好幾萬冊。我覺得更多的原因還是要到文學本身尋找。但是說回來，民眾還是需用要文學的。文學必須守住美，守住人類心靈的這一塊。
申維：沒有崇高的心靈是無法承載當今的文學。
江登興：除了美和心靈，還要有人性，理性，智性。我們更多的時候要把目光放平，身子放低，貼著地面行走，創造力的源泉在民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