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心靈的故鄉——從“新左”到基督徒的心路歷程
江登興
我在廣闊的中國大地上獨自醒來，那時候我在這塊大地上游走、聆听教誨、尋求我的思想、壯大我的身心。這個過程發生于我的母校北京大學，也發生在我們祖國的平原、海道和河川。
——駱一禾
圣經給我提供了我曾經苦苦尋求的存在之終极，也給我提供了我還來不及尋求的抵達終极之路徑。
一、從造反到絕望
大約五年前，大學畢業前几天，面對一片茫然的前程，我寫道：“尋找一個心靈的故鄉，讓我們的靈魂在那里發芽生長。”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追尋心靈的故鄉。
中學時代，由于對毛澤東的崇拜和受左傾文化的影響，只覺得要到山外邊去，在那里建功立業。記得高考結束那一天回家，面對車窗外的茫茫群山，我心中忽然產生了一种“万里江山”的沖動——這樣美好的“江山”不能落入別人的手里，必須把它据為已有。當然，我為自己設想的“建功立業”的途徑就是參与一場“革命”，用最純洁的馬克思和毛澤東的思想來改造這個已經“變質”了的社會。今天，當“新左派”在中國大陸漸成气候時，我雖沒有對他們學理的深入了解，但它的基本思想我并不陌生，因為所謂回到最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數十年前就曾經令一個山鄉少年激動不已。那是1993年前后的事。
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自然而然地會以在這個世界上建立最偉大的功業作為他人生的“信仰”，不管這种功業是權力、金錢還是名气。
上了大學，當中國二十世紀中葉后四十年的意識形態神話終于被撕開了一道裂口，從這個裂口開始，我的左傾迷夢的大廈慢慢傾倒。于是就幻想著，要是中國能夠實現民主，那么一切的問題就都解決了。于是又感歎自己沒有赶上八十年代末的那一個轟轟烈烈的廣場，遺憾未能將自己的熱血洒在火熱的八十年代。這樣的“民主”情結，其實与我原來的馬克思原教旨主義沒有本質的不同，它對“民主”并沒有深入的理解，只是由于對現實的不滿，相信以一個更“好”的社會制度來取代現有的已經被确認出了問題的社會制度，一切都會好起來。對于自己所倡導的東西沒有深入的了解，甚至自己在本質上是与自己所倡導的精神相反的，但居然以之為拯救自己和國家的靈丹妙藥，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其實在這個誤區的背后還有更深一層的自私，那就是以追求一個“理想”作為自己人生實現的一條途徑，不管是追求“純正”的共產主義，還是追求所謂的“民主”。
慶幸的是我沒有赶上八十年代，不然我可能也可能已經那一場事變中成為喋血的“十二月党人”了。我在八十年代以后迎來自己的青春，這是我的幸運。既然在一場民族的創痛中通過外在的變革來改造社會的道路已經斷絕，那么就只有回歸自己的心靈了。我說：“我要將自己的鮮血洒在大地上”，而命運說：“回歸你的心靈吧！”
緊接著現代詩歌來了，詩人們以其自殺的行動，向這個世代宣告了現代藝術的虛無主題，在虛無主義的陰影下我度過了我的大學時代。在大學畢業离校那一天夜里，我寫道：“大學時期我与虛無和絕望戰斗了三年。”
作為一個沒有信仰而求索追問生命意義的人，每一刻，死亡的主題都會浮上心頭；每一刻，都有一個意念在提醒你：這一切都是荒謬的，何必再繼續下去呢？那時，在操場的燈光下，在鳳凰木的陰影里，或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我總是追問：這個世界是怎樣的一种存在？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生命終究將歸于幻滅嗎？如果生命在這個茫無方向的宇宙中本是塵埃，我們又何必為了生存和發展而苦苦奮斗呢？我們為什么不可以現在就結束這終將歸于虛空的人生呢？
每個暑期回家我都很怕見到母親，母親含辛茹苦將我養大，含辛茹苦地將我送到山外讀大學，然而我在大山外頭找到的卻是絕望。母親在我的身上寄托了她生命的全部希望，而我卻在內心中時時盤算著自殺。
二、苦難為糧 苦難為水
在大學畢業前，有一個時期，我深深感覺到自己的青春已經“爛”掉了，是這個時代的精神深深地毒害了我的青春，我希望有一個机會重新開始，讓我那已經死去的青春复活，從頭再來。帶著對心靈故鄉的渴望，我加入了打工的行列。當生存成為壓倒一切的難題時，人就顧不上靈魂的需要了。就這樣，我在特區淘金的隊伍里摸爬滾打，直到家破人亡，失去職業也失去健康，來到了生命的盡頭。
由直面苦難到認識造成苦難的罪惡、由直面苦難与罪惡到尋求拯救是我走向信仰的過程。
在我的大學時代，我有一個年輕的老師也是基督徒，然而我嘲笑他：“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了，還信基督教！”那時人家帶我去教會，面對大聲贊美充滿喜樂的信徒，我總是心怀不屑，甚至覺得基督教這一种异質文化的傳入對于中國是一种极大的威脅。
我的祖父信的是道教，是一個道觀里“扶乩”的主持人。所以我一直到做新聞記者后，還看大量風水、相術的書，反省起來，真是在最現代化的外表下，隱藏著一顆最前現代的靈魂。
1996年我剛大學畢業，父親即患癌症，我從千里之外赶回故鄉。母親在深夜里，讓我陪她到一座高山上建在巨石之顛的道觀里求問“神仙”，無助的母親讓我在那些偶像面前快快燒香、下跪。我沒有下跪，因為那時我通過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化非常皮毛的了解，已經有了一個“獨一的神”的概念。在母親的苦苦哀求下，我點燃一炷香，很虔誠地插在那些偶像的面前。插完了我轉身跑出道觀，站在巨石上，看著濃濃的黑夜中腳下海浪一樣起伏的山脈和山谷中星星點點的燈火，我忽然如此深切地感到什么叫“大地上苦難”和“苦難中命如草芥的人們”。那時我全身顫抖，熱淚滾滾而下，渴望跪在這一塊土地上。
父親在沒日沒夜的哭號中去世，彌离之際，我問他：“養我這么大辛苦不辛苦？”他說：“生儿養女是天經地義”。然而在這樣的時刻，我拿不出什么東西可以安慰我的父親，只有給他背毛澤東的詞：“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天就要亮了，而你就要走了，你就要獨自去面對死亡了，但是我沒有什么可以安慰你的。這個時刻讓我感覺到近代的中國人做為一個群体的精神資源的枯竭。我們需要新的文明基因的注入，我想這种認識是我后來接受福音的一個原因。
1998年冬天，當我來到生命盡頭的時候，有兩個群体同時進入了我的視野：經歷了九十年代初中期的嚴寒而重新開始反省与批判的中國知識分子和海外流亡或留學因信主而忏悔著的同胞。
那時，中國的出版環境遇上了一個小陽春，通過“草原部落”出版的一批書，我前所未有地了解了中國人在文革中所經歷的苦難，特別是看到張志新被刑事犯輪奸，神經失常后用自己的月經血沾饅頭吃時，我禁不住在黑夜中長久地跪下去了。由此出發，我獨自對中國的歷史進行了反醒，我發現在中國歷史中缺少對人的生命的尊重，這一切形成了濃濃的負罪感壓在我的身上。我知道我雖然未參与文革中迫害張志新的一幕，但是假如我生在那個時代，我一定是一個最積极迫害人的人。
我深深感覺到近代以來中國人在進行精神突圍時的迷茫，所付出的代价的沉重。也更看到了每個生命個体在面對几千年歷史罪債時所應承擔的責任。由此我仰望天空，然而中國的天空已經一無所有，我們的天空已經關閉。中國上古信仰的上天的權威早已被“天子”所竊取。由于看不到來自天空的拯救之光，所以我們躲在小巷里彼此狙擊，彼此欺詐，彼此殺戳。我們的大地已經荒蕪，我們的心靈已經受傷。
在如饑似渴地對罪惡的挖掘中，我發現對罪惡的反醒可以帶給一個人新生的力量。我想，一個人心靈的麻木首先是從對罪惡的麻木開始的，而一個民族的麻木也体現那個民族的個体對罪惡的麻木上。我迫切感到我需要一种如耶穌背負十字架的精神。那時，我說，“如果我們撫慰黑暗而不得溫熙，向天空呼喊而沒有回聲，我們有沒有勇气跪下去并且背起來——我們應該有勇气跪下去并且背起來！”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我不知道自己那時有多么的驕傲，那時我已經看到了罪惡的事實，也看到了人心中的罪性。然而，我竟還認為個人可以承擔罪惡，竟不承認自己作為一個罪人需要拯救。
兩年前，我的父母親都死了，而且我的母親死得很慘——服農藥自殺，然而回到不夜的城市，我卻迅速忘記了痛苦，或者說，我沒有勇气去面對痛苦，去面對這個過程中我自己所應承擔的責任，因此總是在人們的面前裝出最樂觀的態度。
如果說大陸知識分子的反省使我正視作為一個群体的民族的罪惡苦難的話，那么海外學人忏悔的聲音卻把我引向造成這苦難背后的人性的罪惡。那時候我有机會看到許多“海外校園”出版的書，我發現那一些在八十年代末逃离故土的人們有著面對苦難不一樣的態度。他們勇于言說自己作為一個人的恥辱，他們不回避自己心中的創傷。他們面對苦難的態度喚起了我的良知，使我也試著去“揭自己的傷疤”（遠志明語），當我看到《信仰對話錄》中蘇曉康所受的苦難以及遠志明弟兄的回信中的第一句話：“讀了你第一句話，我便流淚了”的時候，我也流下了熱淚。
苦難是糧，使我的心靈成長；苦難是水，潑醒了我麻木的心靈。
一位作家說：“人要成器，后腰須有支撐。”作為一個詩歌創作者，我曾經如此地怀念八十年代的創造力，怀念八十年代求索著的一代人，我把他們稱為“思想的一代与健康的一代”。如今，我卻幸運地与這一代人中因為一場政治与精神的饑荒离開了故土的人們相遇。雖然与他們相遇時，他們已經成了我陌生的信仰者，成了我曾經激烈反對的基督教的信奉者。我也幸運地听到了這一代人或繼承了這一代人的精神而在中國這塊鹽鹼地上繼續思考的人們的發言。那時錢理群教授從北京給我寫信說，看了我的文章：“仿佛听到了帶著血蒸气的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他鼓勵我繼承五四一代“立人”的理想。而當我的目光越過這一片多災多難的神州大陸，在北美，我看到了另一种仰望中的蔚藍色的生命圖景。
三、不合時宜的永恒追問者
人是一种很尷尬与荒謬的存在，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卻能發出對永恒的追問，而且這种追問是無意識中發出的，這种追問一旦發出，人就走上了一條精神漂泊的旅程，人在尋找中，而他都找到的一切眼見事物都無法成為他生命終极的寄托，因為一切眼見的都是有限的。這种對永恒的追尋一旦開始，人的心靈就會本能地以永恒的尺度去衡量所遇見的一切。就像魯迅先生所寫的，在一個嬰孩的生日宴會上眾人都說這個嬰孩將會如何大富大貴，獨有一個人指出這個嬰孩是會死的，這個人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永恒追問者。在永恒之尺度的衡量下，當人發現眼見的一切終將消逝時，這個世界將在他眼中成為一個沒有秩序和破碎的存在，這樣的人將是多么痛苦啊！我在青春的焦灼中曾經飽嘗這种無果之問的痛苦。魯迅在他的《野草》中卓越地表達了這一种困境，而當代中國學人作家都以各自的方式触及了這一個領域，言說了有限的人具有尋求永恒的本能卻要面對靈魂在永恒中的無所皈依的困境，所以海子說：“人類基本上是一個粗糙的結构。”史鐵生先生說：“人的心靈是先天殘缺的”，朱學勤先生在他不大被學界注意的隨筆《平靜的坏心情》中也亮出了靈魂面對無邊幽暗時的暗淡的底色，這算是嚴謹的學者偶爾露出的“崢嶸”。
人在尋找永恒而人竟不自知，所以人就永遠在流浪中，而帕斯卡爾說“人的心中有一個洞，除了上帝沒有什么東西能夠填滿它”，就像圣經說的“上帝將永遠放在人的心里”，那就是說，人是被造在有限中而有尋找永恒本能和以其理性了解永恒的可能的存在物。
所有的人都在尋找，有的人沒有永恒意識的覺醒，他把追求名利地位成了生命的“信仰”，他可能得不到這一切而抱憾而終；也可能經歷了千辛万苦終于得到了這一切，然后發現這一切終不能帶給他幸福；也有人可能一路在尋找中，一路發現他所遇見的都不是他所要找到，直到他咽下最后的一口气，他都知道眼前他所找到的不是他所要找的，這個最后的分辨的能力就是人的理性。而最后一种人，在尋找中找到了，但是當他找到的時候，他并不知道他已經找到了，他一直在尋找而他并知道自己正在尋找的東西。因此人走上信仰的路离不開理性，但理性所能起到的只是在人成為信仰者前提醒人，有限的一切不是你永恒的歸宿；或在成為信仰者后，告訴自己，你所找到的是你以前一直在尋找而不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的東西。
因此，人成為信仰者是身不由已，如圣經所說的“你們得救是本乎恩”，如耶穌基督說的“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或者如老子所說的“圣人的事業是排除一切人為努力的事業”，我想老子一定在面對永恒時發現了人的有限性，所以他說“順天休命”，這不正是基督教所講的“安息”嗎？
一個有健全理性的人都會承認，人無法成為自身存在的原因，成為人自身的終极歸宿，更不能成為人与宇宙這個存在的總和的終极原因。因此，人每時每刻的存在都在与我們所生存于其中而我們又無法徹底洞見其邊際的宇宙的終极真理發生一個脫節，我們發現我們与這個宇宙的終极真理之間缺少一种可靠的關系時，這种危机性就使人的生命變得荒謬与絕望。然而圣經的偉大在于它不僅有一個存在的本体性的偉大宣告，還有一個人抵達這個存在的本体的明确的應許。前者是上帝在回答摩西提問時的回答：“我是自有永有的”（I am who I am），當我第一次听到這句話后惊訝不已，這不是我一直在苦苦尋求、而無法找到的存在之終极境界嗎？后者則是耶穌基督常被以為專斷地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這樣，圣經給我提供了我曾經苦苦尋求的存在之終极，也給我提供了我還來不及尋求的抵達終极之路徑。
我曾經去尋求過道教和佛教，進而走向伊斯蘭教，最后才找到了基督。從理性的角度來說，現在我認為這個世界如果還有真理的話，那么它一定在耶穌這邊。
*四、仰望晨星
“信道是由听道來的。”在試煉中，每當我打開《圣經》讀福音書，耶穌基督的話總是帶給我巨大的安慰，他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里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胜了世界。”（約16：33）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象世人所賜的。”（約14：27）
耶穌的很多行為總是帶給我深深的感動，我最喜歡讀的是他上十字架前給門徒洗腳的那一段。當他去看拉撒路的墳墓時，《圣經》說：“耶穌哭了！”這樣一位充滿了悲憫与慈愛的人卻一直在宣告自己是從天父那里來的，尤其是他离世前的那段禱告，情感是那樣真實，對“天父”的愛是那樣的熱切。我開始不得不面對一個有位格的，一位創造我們，愛我們，与我們可以有溝通的上帝的觀念。
作為一個在自己的國土上被生存的境遇和精神的迷茫雙重流放的人，來到了生命的盡頭的時候，我也來到了十字架面前。雖然我在理性上不承認自己需要拯救，但別人已經听見我在夢中呼叫救主。當我在十字架面前跪下去的時候，我竟還在心中驕傲地說：“我以這個民族最优秀的青年的身份跪在你面前。”
以前，我跪下來是因為看見民族歷史上的苦難，現在，跪下來是禱告，尋求神。有時也為自己能找到一個工作禱告，我只要有最基本的生存，只要有一口飯吃。然而神似乎沒有馬上給我回應。正所謂：人的終點是神的起點。在絕境中，我忍不住反复發問：“我豈不是耶和華的儿女么？”在這個世界上，我已經沒有可以指望的了，我把手伸向天空，希望握住一雙信實的拯救之手。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憂愁之极，我沖出房間，決心把一切拋在腦后，沖到大海邊。仿佛摩西昔年在沙漠中看見了荊棘的燃燒，我站在礁石上看見了海水的燃燒。當我靜靜地仰望和凝視著蔚藍色的天空，口里喃喃念著遠志明弟兄的一段美文：“我的神，你化做漫天的大光，晶瑩溫柔蔚藍的光，放射出生命、自由和大愛，溫柔地呼喚著世人。”那一刻，頭頂的天空一下子向我開啟了，我真的感受到了永恒的召喚，一個從上頭來的無限的愛的回應；那一刻，我一切苦難中的憂傷，都已得到安慰；一切尋求中的迷茫都有了答案。我相信了“我的國不在地上”。
感謝主！他把我帶到了京郊荒野的“草原部落”，這個現在已經被封殺的出版机构是九十年代自由知識分子的主要陣地，我成了這個机构的編輯部負責人，有机會接触中國最优秀的人文學者。
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公推魯迅，然而魯迅只是走出了身后的大宅院——那已經枯竭了的中國精神，而獨自走向大曠野，然而他在曠野中什么也沒有找到。我把魯迅的精神總結為：“絕望——反抗絕望——堅持絕望”，他所能做的只是堅持在絕望的高度上不下來。如我的朋友、作家摩羅所說的“魯迅倒在中華民族的零公里處。”他沒有找到人做為一种存在物的价值所在。同樣的幻滅也存在于上個世紀致力于變革中國文化的每一個先行者身上，從毛澤東到海子，每一個人都免不了深深的幻滅。而九十年代末自由主義思潮開始在中國知識界中得到一定范圍內的認同，作為信主而又深深浸淫其間的一個人，我知道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自由、民主、憲政，甚至在認識論上的經驗主義都是很好的，是中國所需要的。然而它面對一個巨大的難題，就是無法解決人作為一种存在，他生命的意義在那里。
一個沒有尋找到人的存在終极价值的人往往會走向“我死以后，管它洪水滔天”，他不會對自己負責，也不會對他人負責。中國的歷史中為什么缺少對人的生命的尊重，也与此有關。然而，在基督里每一個人都是上帝所創造的、所愛的，是耶穌基督用自己的生命立約救贖出來的。所以，因為信仰，我學會了用神的眼光去看生命，在基督里有每個個体生命的尊貴，因為每個個体的人都与上帝建立自己的關系，自由地与自有永有的上帝溝通，所以在基督里有生命的獨立、自由与尊嚴。這樣出自于信仰的個人主義信念才是自由主義的基石。在二十世紀初，緊接著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現代化的“五四”運動有一個反基督教運動，然而就像我的福建同鄉林語堂以投身五四開始离開基督信仰，經歷了一個長長的精神流浪，晚年又回到上帝的怀抱一樣。我做為一個在二十世紀的末期，自覺回歸純正“五四”精神的青年卻成為了一個基督徒。我相信，“五四”“立人”的理想只有在基督里才能真正實現。
原來，我在現代藝術的幻滅中，每時每刻都在追問：“人活著為了什么？”沒有人可以給我答案。因此每時每刻都“生活在別處”，想結束自己的生命，每時每刻都活在對這個世界及別人的仇恨中。然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約3：14）自有永有的上主居然取了肉身的形象來到世界救贖罪人，這是“我們連提都不好意思提的”（唐崇榮語）。我們這些塵土所造的人竟可以在肉身中回應永恒上主的呼召，這是什么樣的恩典和慈愛呢？當我的心靈一向天空開啟，當贊美的詩歌響起：“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恩門向我敞開”時我一次次忍不住淚流滿面。信主以前“虛無与幻滅”是我每時每刻的焦慮。現在，信心是神對我每時每刻的呼召，基督是我在生命的盡頭所望見的那明亮的晨星。
八十年代的赤子、英年早逝的詩人駱一禾說：“我在中國大地上獨自醒來，那時候我在這塊大地上游走、聆听教誨、尋求我的思想、壯大我的身心。這個過程發生于我的母校北京大學，也發生在我們祖國的平原、海道和河川。”在我求索生命的意義的青春年代里，我被流放于被朋友們稱為文化荒漠的廈門，我曾以精神的流放者自居，因為在中國的文化版圖上，北京始終是事件的中心。在南國的海邊我的心靈在孤獨中苦苦追問，我曾經以先知似的口吻說道：“我相信終有一天我會与這塊土地上最偉大的生命形式相遇”。然而在做為文化版圖邊緣的廈門我遇見了，并且遇見的是那遭遇比我更遙遠的流放的人們和他們所信仰的上帝。“禮失而求諸于野”，是這個意思嗎？
生命因孤獨堅韌，孤獨因為信仰而超越。而在仰望的超越中，我找到了我心靈的故鄉——那來自天幕的生命之光。
原載于信仰之門，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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