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識基督教的三個過程
楊小凱教授
2002年12月17日
接触基督教
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是在監獄里。那時候，我的同房有一個基督教徒，他被關在看守所。那個教徒在文革期間貼了份大字報，被判了十年刑。他在監獄里的行為使我非常感動：他盡量幫助別人，每天早晨禱告，在政治迫害面前一點也沒有害怕、恐懼，他在被判刑之前還為我們禱告。他說是上帝讓他去承受苦難。
1983年我去美國了。在美國讀書的時候壓力很大，對教會的事情沒有什么興趣。但是我太太（小娟）為了學英語，就去了查經班。查經班那些人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世界上有無緣無故的愛。當時，小娟沒有一點英語基礎，基督徒當時幫了我們很多忙，幫小娟找工作，幫她學英語，這些在我們從大陸來的人看來，真是無緣無故的愛，找不出一點利害算計的理由。
与當時其他出國的人相比，我相對地不太受大陸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我當時不太相信唯物論這些東西，相信歷史唯物論可能是不對的，對宗教不會太抗拒。但是，我是一個深受理性主義影響的人，總是從理性和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
我們從美國搬到澳洲來以后，1989年我們去了教會一年，這一年我就去研究基督教的社會功能。當時有一篇文章叫做《宗教的經濟學》，我當時的態度就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去了解基督教，看它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起的作用，看它本身的運作在經濟上是怎么樣維持的。那一年，我基本上每個星期都去教會，一方面是因為我這個人本身對任何東西都沒有成見，覺得要了解一個東西，先要爬進去，再爬出來；另外，我當時就覺得應該好好了解一下基督教文明是什么，包括從學習西方語言中了解基督教文明。
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成這樣几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從經濟學、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基督教在經濟史上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后來我信主了以后，要找上帝存在的證明。上帝存在的最好的證明，一個是教會存在了兩千年，世界上任何一個政治組織，任何一個意識形態，連續不斷地存在兩千年，這是很難找到的。我們也可以說還有別的宗教也存在了很多年，但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在經濟上能夠使一种社會秩序不斷擴張的，只有基督教。
哈佛大學的教授Shileifer等人也作了一些經驗性的研究。他們把經濟表現和意識形態作回歸分析，發現有些宗教對經濟起著阻礙作用；有些宗教，像基督新教，對經濟發展，對社會和平──圣經里說的永久和平和公正秩序──起著促進作用。這有著非常多的證明。它起的這個作用是很复雜的，跟我們中國人信的歷史唯物論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些經濟史學家，比如說North，他們認為意識形態、宗教決定了一個國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則，決定了可以接受和不可以接受的行為。這個東西決定政治游戲規則，決定法律制度和經濟表現。經濟表現在一個國際競爭環境中就會反饋過來，使意識形態發生變化。這和我們大陸來的人相信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很不一樣的。
歷史唯物論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大陸來的人，特別是知識界的人，特別迷信科學，什么東西都要用是不是科學來衡量。但是政治和法律制度對經濟發展是起決定作用的，而這個制度不是從科學來的，不單不是從自然科學來的，甚至不是從社會科學來的，它是從信仰來的，是信仰和意識形態影響到人，使人認為什么行為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社會形成一個共識，就會有一個叫做Social Sanction（社會反對和禁止）的机制。
在美國，執政党去錄反對党開會的音，所有的人都會反對，連當時總統尼克松最親近的政治朋友都會反對。從政治利害而言，尼克松最親近的政治盟友是不應該反對尼克松錄反對党會議的音，但他們听到錄音帶的消息后大都背叛了尼克松。為什么？他們有一個意識形態，這种行為是不可以接受的。但毛澤東和大多數中國人卻認為這种行為可以接受，他們不理解尼克松怎么可能為了一個錄音帶而下台。中國政府抓持不同政見的人時，也沒有人站出來反對。這里不是說老百姓，是說掌權的人，与掌權的人最親近的人對迫害不同政見者也不反對。為什么？他們也有一個意識形態，認為這种行為是可以接受的。哪些行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這就是從宗教和意識形態來的，而不是從經濟基礎來的。是這种意識形態決定整個制度、人与人的關系，然后就再決定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
這就是我的第一階段，從理性的角度，從社會科學的角度找到很多證明，證明基督教（特別是基督新教）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支持像哈耶克說的“不斷擴張的社會秩序和公正”的東西。對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而言，這個就是證据，證明上帝的存在。Shleifer及同事作了些經驗研究，凡是新教文明占优勢的國家，它的憲政秩序、經濟表現就好。比如說北美的美國、加拿大，澳洲，荷蘭、英國也是新教占优勢的地方，這些國家（除荷蘭外），它們的文明，它們的法律制度是普通法，它們的經濟表現就非常好，它們的秩序就不斷擴張。我們今天所說的新教占优勢的這些地區，都是從英國那個早期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很小的島，在一千年之內發展起來的。它就是一個歷史證明，從社會科學來說就是這樣的，從客觀上來說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東西。
第二階段 開始克服對社會科學理性的迷信
剛才我說，我雖然承認基督教的正面作用，但要讓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為我還是一种理性的、崇拜科學的態度。后來，我就讀了一個很有影響的經濟學家哈耶克的書，他對宗教的分析使我受很大的影響。他認為，宗教不是一個理性的東西，但是世界發展的很多重要的東西都不是理性的。我們可以舉很多例子，比如說媽媽愛孩子，不是理性的，從個人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媽媽不應該管孩子，但媽媽愛孩子，這對人類的生存是最關鍵的，不愛孩子的媽媽就會絕后。
還有很多例子，比如說，我在念博士的時候，當時還沒有過資格考試，還不知道能不能拿到博士學位，能不能在外國留下來。當時，我的太太就怀孕了。如果你從一個理性的角度計算成本收益，分析你可不可以承擔得起？當時，我們可能要回中國，我們已經簽了約，只能生一個孩子。回去以后會有什么后果？這种理性計算的最优決策，用經濟學的話說，就是效用最大的最优決策，就是絕對再不能生孩子了。但是，我太太去查經班受到了基督教的影響，她就說我們不能墮胎。現在想起來，這個決策真正是太好了，但是它絕對不是以理性為基礎的。
我們還可以講一些更大的事情，比如說，我們人類發展到現在，有了電腦，有更發達的東西，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們的祖先，他有一個非理性的愛好，就是他喜歡講話，他亂叫，嗷──，不像有些動物不太叫。當時，如果用理性計算成本收益，你就會覺得這個講話沒什么意思，它也不能給你多少吃的，如果你要決定算計好了講話的經濟成本和收益，再去拼命講話的話，那你就會計算這個講話會導致文字，有文字才有文明，有文明才有憲政，才會有工業革命，才會有電腦。如果你要這樣計算，我們的祖先不會看到這些東西。所以你要算好了才去用理性來講話，也可能永遠不會講話，永遠不會變成現在的社會文明。當時，我們的祖先就是遵循非理性的這种沖動，你也可以說它是信仰，他就覺得想這樣講，結果后來就出現了很多事情。
這些東西我們還可以舉很多例子。世界上的制度是從宗教來的，不是從科學來的。這些東西都不是理性的后果，所以，按照哈耶克的講法，如果迷信理性和唯物論，這個社會就會變得非常淺薄，成為永遠長不大的社會，要認識到宗教和非理性的東西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你就不會用科學的態度去研究基督教，而是像媽媽愛孩子，像我們的祖先喜歡講話，他就有一种沖動去信這個。信基督，很多東西就會產生。不同的動物信不同的東西，如果你信翅膀，老是想動翅膀，后來變成鳥了。人們迷信不同的東西，就會發展出不同的東西。你為什么要去信基督教，你為什么不去信佛教，它也是信仰，也是非理性的，它也會產生一個文明，就是佛教文明。這又回到了我們前面所說的問題，有太多的證据證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是別的東西根本沒法跟它比的。
有人也許會說，現在基督教文明是最有潛力的，過一千年、兩千年會不會還是基督教好呢？兩千年、三千年后還有沒有基督教呢！我想引用哈耶克的觀點。哈耶克說，我們人類生活行為是建立在傳統基礎上的，比如說，我們今天在這里和和平平的生活，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有一個共識，比如說偷東西要受罰，我們有這种共識，有警察抓小偷，沒有這些東西，你會想象不出社會會怎么樣。比如洛杉磯大地震的時候，警察突然就不靈了，有那么多人在大街上搶劫，美國那樣的一個社會，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了，但是在那一個短期內，就完全退到了原始社會。實際上我們不了解我們這個制度有多复雜。它是建立在很長期的歷史、宗教和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所以，一個宗教意識形態形成一個東西，你不能像有些人那樣，老想改革，創造一個新制度。他們老是喜歡講制度創新，這個制度創新是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你是沒法創新很多東西的，每個人的行為都是受到傳統、意識形態等很多東西約束的。沒有這個東西的時候，你就會發覺這個社會會亂到一塌糊涂。一個真正了解制度的人，他不會老是說要創新、要改革，他會說要尊重傳統。正象普通法尊重先例一樣，先例就是法。這個世界上傳統是很重要的，在長期歷史上經過篩選的意識形態真正成功的，這是人類最寶貴的東西，你不能輕易的用另外的東西來代替它。而且成功的東西往往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基督教要人們服從權威，老老實實交稅，也是尊重傳統的。哈耶克覺得傳統起重要的作用，財產權、意識形態起著重要的作用，人類社會的制度是多么复雜的一個事情。那些激進的改革、革命，制度創新往往是給社會造成災禍的。我看了哈耶克的這些東西以后，就對宗教有一种敬意。
這是我的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從哈耶克的社會科學的理性追蹤到信
如果一個人不是從理性來相信宗教，以前我會說他迷信，沒有受過教育。我現在會尊敬不是從理性來相信宗教的人們。從我個人的經驗，當你年紀大了，會發覺迷信理性往往犯錯。這里講個笑話，經濟學家，包括得諾貝爾獎的，他們的經濟決策常常錯得一塌糊涂，經常會虧錢，賣房子最便宜時賣，買房子最貴時買。反而是他們的沒學過經濟學的太太做出正确的決策。你有了很多這樣的經驗，你就會發覺太太們有良心，或者她有時候看起來和你的精細計算不一樣，但是她們有時候做出正确的決策。這個時候你就會慢慢地對非理性產生一种敬意。你就不會像剛出國的時候那樣，說這是迷信，是不科學的，以這樣一种輕率的態度來看待她們。
哈耶克的宗教思想實際上還是一种社會科學的想法。他說宗教就像一個万花筒一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在長期的國与國競爭中，那個最有利于自發秩序擴張的意識形態，就會胜出。他比較了法國的天主教和英國的新教，天主教對人的行為都有一些跟新教不一樣的地方。它就影響到制度和法制，他們的國家（法國）就老是有革命、動亂，他們人与人之間的關系就搞不好，就像中國人一樣，相互斗來斗去。他每發生一次革命，就會把殖民地賣給英國人，他的秩序就不能擴張。新教就沒有這些問題，人与人的關系，她的游戲規則，就适合社會的持續和平和正義的持續擴張。一個小小的英國，法國人根本看不起的，英國最早的國王都是住在法國的，他不愿意住到英國去。最后的結果是世界上都說英語，不說法語。法國人像中國人一樣，不服气，他們老想講法語，開全世界法語大會，但是有什么辦法？這是哈耶克的觀點，當然哈耶克的東西比這個深刻多了。他對唯物論，對一張口就是改革、就想制度創新的態度是有很深刻的批判的。
我信主的過程与我對基督教和憲政關系的認識有關。我所說的憲政不是指憲法或民主政治。世界上有三個國家(英國，新西蘭，以色列)無成文憲法而有憲政，其中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憲政國家。但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有成文憲法而無憲政。英國1688年之后就實現了憲政制度。憲政制度在當時來說并不是一种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共和制度。所謂共和制度就是參加選舉的主要是一些上層階層，只有少數有錢繳稅的男人才有選舉權，因此你很難說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說有分權制衡制度，有确定，公平，透明，非歧視的分配權力的游戲規則，特別是權力轉移的規則；政治上沒有壟斷，有進入政治的自由，政党自由（結社自由，所有政党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政治和宗教迫害。英國1688年之后實現的憲政有一個特征，就是國王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是分開的，翻譯成中國的語言就是共產党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分開。還有一個就是，當時英國執政党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是分開的，執政党在執政的時候不能從事贏利性事業。
台灣是在80年代以后才逐漸實行國民党的財政和國家的財政分開，最近，政党輪替后才實行執政党不能從事贏利性事業的制度。執政党從事贏利性事業實際上是違反憲政制度游戲規則的，就是說，游戲規則的制訂者不能直接去比賽。打個比方說，分餅的人絕對不能先拿餅，不能有利益沖突。政府搞國營企業就違反了這一憲政游戲規則。1980年代中國政府鼓勵下級政府創收也違反了這一憲政游戲規則。1990中中國政府禁止軍隊經商，及最近中國政府規划四統一，禁止下級政府創收搞小金庫，就是朝這一憲政游戲規則的進步。美國的成文憲法的特點是，其主要條款全是嚴格限制政府的權力，嚴格保護人民的天賦權利不受政府侵犯。
共和實際是對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變成多數人壓迫少數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護少數的机制。比如美國參議院不管各個州的大小和人數多少都是一州兩票，所以可以作為少數對抗多數的一個机制。眾院是按選民人數選出，卻要受不是按選民人數選出的參院的制衡，選總統的選舉團則是眾院（民主）和參院（共和）的折衷。所以以選民人數算得票少的小布什可能贏得票多的戈爾。美國另一個對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選舉的，而是總統任命的，而且實行終身制。當然，總統的任命權受國會制衡，也難得有机會運用此任命權（有個空缺才有机會）。法官是可以對抗輿論的，所以有人說美國是言論自由，這不是絕對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書，就跟他們說，你們北大老是講民主和科學，現在應該講自由和共和。講民主往往就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兩极沖突，這是很不穩定的，統治階級占上風就是專制，被統治階級占上風就是革命，革命產生暴君，暴君又產生革命，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和憲政強調權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壓迫另一极。因此共和与民主的關系是很緊張的。
民主制度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普選制，這在英國是1830年后才實現的。1917年的俄國革命后，蘇聯式憲法否定了共和制度和憲政的實質，但卻實行了沒有所有党派平等競爭的（或無差額選舉的）普選制。這是一种沒有共和制度和憲政的民主。從英國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憲政是以私有財產制度為基礎的，而私有財產觀念來自圣經中的十戒。憲政的另一基礎是法治，法治不同于以法治國。前者以憲法司法為特征，憲法司法過程中政府(國會)立的法可能被判違憲而成為非法。一個沒有憲政秩序的專制國家也可以搞以法治國。
基督教為什么會這么成功？這是很值得去研究的事。基督教里邊有几個基本的東西，一個是Free agency，他說上帝雖然是万能的，但他永遠尊重讓人自由選擇，他不會說要用專政來強迫你選擇，也就是說他對別的宗教不會用暴力去壓制。他愛人，甚至愛敵人，寬恕，還有不把人划分為等級，基督耶穌愛最低賤的人。所有這些，都是形成像《圣經》里說的永久和平和正義的制度的基礎。不管你相不相信有沒有耶穌或人死了會不會活，你也得相信這本身就是一個神，就是一個靈，他真的是一個人類社會長久和平的基礎。但是這還不是宗教信仰，這還是像哈耶克的觀點，是一种社會科學的研究。
基督教為什么要比其他文明成功得多？其中就有一個所有宗教都有的功能，叫做第三者功能。就是說，買者賣者如果沒有第三者來溝通買賣雙方，有時候明明是一個互利的買賣都做不成的。但是如果有了第三者仲裁，就是如果我們講价講不好了，請個与此沒有利害沖突的第三者來給我們定一個价，這樣一般就容易成功。所以要使一個社會運作得很成功的話，這個第三者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宗教跟社會科學哲學都不一樣，社會科學哲學都不是第三者，因為它都是在游戲中玩游戲的人。我是經濟學家，我就是社會中的一個人，我有我的效用，我有我的目標，我不是第三者，我跟人家都有利害沖突。但是宗教他崇拜一個現在你還看不到的人，耶穌，他在天上，他跟你沒有利害沖突，他不跟你爭利，不跟你爭錢，不跟你爭超級大國地位，他是一個真正的第三者。而一個和平的秩序，一定要有一個第三者功能，就像一個買賣做成功，一定要有一個第三者功能一樣。有很多國家完全沒有宗教，像我們中國古時候，完全相信孔孟的哲學，哲學不是宗教，它沒有第三者功能，因為孔夫子就是今天說的Consultant（顧問），他有利害關系，他要討好國王拿錢，要有國王重用他，他才能夠生活。他對國王就比較寵，他對國王進行規勸。但是在基督教里邊，上帝對國王有一种威嚇作用，你如果欺負老百姓，鎮壓窮人或對沒有錢的人不公，迫害反對派，你死了要去地獄，這個功能在哲學家孔夫子那里是沒有的。這就是所謂宗教的功能。
但是，基督教有一些別的宗教沒有的，比如說他無條件地禁止一些行為（十戒）。為什么基督教發達的地方經濟也發達？這有很多原因，我剛才只講了前一個原因。我們在做生意的中間，這信教的人有一個取之有道的承諾，他不會去搞你的鬼。而信教的人平均來說，這個承諾比較可信。所以基督教文明的國家大公司可以發展起來。沒有基督教文明，只有小家族公司，大公司搞不起來。發達國家有政府和商界形成共識的best business practice codes（最佳商業行為准則），共十條，搞財務和管理的專家都知道，這對大公司的公司治理起關鍵作用。但最佳商業行為准則源自圣經的十戒。
這种基督教經濟上的好處還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就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是我剛才說的，這也是羅衣思指出的，要有一個永久的社會和平，就要有公平的政治游戲規則，它要滿足模糊面紗的原則，即不管你在什么地位，不管你是小偷還是警察，是被告還是原告，都認為游戲規則公平。模糊面紗的原則很難在沒有宗教的情況下產生。因為模糊面紗的原則是說，制定游戲規則的人不能只替自己著想，要替自己的對手著想，就是基督教說的，愛你的敵人。為什么美國、英國、澳洲的制度這么好，因為他們滿足了模糊面紗的原則，這些制定游戲規則的人，在制定游戲規則的時候，他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要考慮自己的對手，要去照顧他們的利益。這個怎么能做得到？第一個你要有愛敵人的想法；第二個你要有害怕下地獄的恐懼。你怎么才會有恐懼呢？你一定要信，這是沒有理性的信。只有信的人才會在有權制定游戲規則的時候不是只替自己去著想，而是替敵人去著想，而不能象孫中山那樣，當總統時就要選擇總統制，在野時就要內閣制，也不能象毛澤東那樣，在野時要真正的民主，一旦執政卻要搞專政。
你說為什么基督教的國家政府制度這么好？剛才我說的這兩條就很重要。而要信，就要放棄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你要信死后有天堂地獄，你才會恐懼下地獄。你看基督教的國家，不會像中國那樣，當了皇帝以后娶一千個老婆。他不敢，為什么，因為他相信圣經上說的要一夫一妻，違背了這個要下地獄。但是，如果我不信它，我不怕它，你講它一百遍我還是娶一千個老婆，就像中國的皇帝一樣。所以，信在這里是起關鍵作用的。而這個信絕對不是理性。但是，這個后果又是理性的，象國王、特別是掌權的人信，就會有一個好的社會秩序，就會有一個我們所說的憲政。所以，我的第三階段就是從哈耶克的社會科學的理性追蹤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訣。如果用實踐去證明死了人可以复活，你怎么去證明？但是，信的人他在個人的靈上他會經驗到。這又講到了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它是人与人的關系。
人与人的關系，用經濟學家現在最時髦的一句話，它是一個所謂复雜性的理論。复雜性理論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說我們都是由分子构成，人和所有生物的分子基本上是一樣的，但是這個分子的不同的組合，就是這個簡單的构造的差別，對不同動物不一樣，就會變成不同的物种。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不管是經濟利益還是什么利益，就相當于分子。但是我這個人和其他人怎么組織起來，就像一個社會的遺傳基因一樣，像分子的不同的組合。這東西由什么決定？由行為規則決定人与人的關系怎么樣。你說愛你的鄰居，你看到那個在基督教文化下長大的人，他搬到新地方，首先敲鄰居的門，跟他們互相認識，他就有這种跟人打交道的意愿。那我們中國人，住了兩三年，隔壁是誰都不去問的。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行為差別？因為我們的意識形態不一樣。意識形態決定人的行為差別，行為差別決定人与人之間的關系。社會結构會怎么樣，這是由宗教決定的。
基督教對人与人之間的關系，他愛敵人，他替敵人著想，他有Free agency，尊重別人的選擇。他又是排他性的，別的都是假的，只有基督是真的。但是，他又從來不強迫別人，這就是所謂的Free agency，讓人自由選擇。這些東西是別的宗教沒有的。比如說伊斯蘭教也排他，但它不尊重別人的選擇。伊斯蘭教掌權的或占优勢的國家，它有時候不尊重別人，或者是儒教掌權的一些國家，有些時候它就會鎮壓跟自己政見不同的人。但是基督教不是這樣的，它講Free agency。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基督教在天主教還沒有進行宗教改革的時候，有一段非常黑暗的歷史。在那個時候，宗教迫害等等都有，賺錢是坏事，不能收利息等等。宗教改革以后，把人的价值改變了，每一個人都可以跟上帝交流，不要上級批准，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組織教會，正當的發財是上帝的選民等。這些是基督教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
實現憲政最困難的不但是有權影響政治游戲規則的人能替政治競爭中的失敗者著想，而且是競選失敗者自愿認輸。政治競爭往往是零和對策（你死我活的），競選失敗者自愿認輸，從理性而言不是失敗者的最优決策，因為競選失敗后以前的大量政治投資都廢棄了，因此輸了不認輸是失敗者的最优決策。而1917年俄國和很多國家憲政失敗都是因為競選失敗者輸了不認輸，發生革命。基督教信仰對競選失敗者放棄個人的最优決策，為社會犧牲個人利益，輸了認輸，是關鍵。
這些都是社會科學的觀點。但是，我剛才講到我進入第三階段的時候，我就從社會科學追究到基督教成功的根本，它就是信。信就不是社會科學，它是非理性的。我信，我是非理性的。有些人說，我一定要看到耶穌，給我看一個上帝是什么樣子？但是，我剛才說到那個复雜性理論，要看到上帝才信實際上是一個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分子的關系不同，它可以出現很复雜的事情，很复雜的社會現像。而分子之間的關系是看不見的，你就叫它靈好了！所謂這個复雜性的關系，完全一樣的基本元素──分子，它的關系結构不一樣，就會出現完全不一樣的物种。關系是什么？關系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它是靈。唯物論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它一定要看見每個分子。DNA怎么排列？這個關系是看不見的。還有比這個更抽象的看不見的東西，這個靈，不是分子本身決定的，你是狗、是貓、是人，而是分子間的關系──靈決定這個東西。雖然我現在不能給你看一個上帝，但這個靈是我們基督徒共同經驗的精神經歷。這個是很大很大的一個東西，它決定人与人的關系。很多政治組織，它沒有基督，它的生命不超過三百年。但基督教中基督徒人与人之間的關系延續了一千多年。這個靈有多大？其他政党都有靈，這個意識形態雖然它不叫神，它叫別的東西，它也是信一個東西，你說給我看看三個代表是什么，他也沒法給你看。但是他用這個東西來建立共產党員人与人之間的關系。我們的上帝，基督，我們禱告的時候會有感覺，這個感覺太真了！你還要什么東西證明？只相信理性，迷信科學，那你永遠跨不過這個門檻，你永遠到不了靈的世界，你永遠停留在這個分子水平上思想問題。
你不要以為共產党沒有靈，它也有它的靈。它也沒有辦法給你證明它的三個代表長著几個鼻子、几個眼睛,，但是它要靠這個東西來運作它的人与人之間的關系。我們基督徒也是這樣的，而我們這种精神生活共同經歷過的經驗，就是上帝，就是耶穌，就是圣靈。所以你如果慢慢從迷信科學、迷信理性走到這一步，你就可以跨過這個門檻、走向信仰了。
跨過這個門檻只是個開始。我第一次相信這個靈，是因為我每次做錯事了，即使沒有人譴責我，也沒有人發現我做的坏事要懲罰我，但我會覺得過不去，于心不忍。像有一個良心在跟我說話一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說的圣靈，它就是上帝的聲音。我們所有的人心里都有這個東西，都有良心。再坏的人，比如說殺人犯，他晚上也有睡不著覺的時候，為什么？有良心，有圣靈在他里邊對他說話。從我個人經驗，去年九月份我被診斷為晚期肺癌，醫生就說，你這次沒有辦法治療了，我們所有的措施只是減輕你的痛苦。我原來是一個非常自信的人，永遠要從理性算計成本效益，為什么要這樣做，總要講出個理由來。現在沒有理由可講了。你信科學，現在科學救不了你了，人到了盡頭了。我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就開始禱告。所謂禱告，那時只是說要上帝救我這條命。那時我真的感到教會有無緣無故的愛。很多教會的朋友來給我禱告，你看，他們沒有什么好處，他們還給我找藥等等。然后我就一邊養病一邊讀《圣經》，讀很多這方面的書。
開始，有人跟我說，你真的信了基督教，你現在就死或你四十年后再死，在神的那里只是一瞬間，差別不大的。我心里好痛苦，我現在就要死？你讀的書越多，你過了這個門檻，你不再用理性而是用信仰、用靈來想問題的話，你就會發覺，嗷，我不應該求上帝來給我一條命啊！我應該相信上帝，靈會得救，就有永生了。上帝讓你做什么，你現在死還是以后死，你就听從他好了。我是搞經濟研究的，我現在跟我們的莫那什大學的同事一起搞了一個超邊際分析，在國際上評价還不錯的。上次諾貝爾獎得主布坎南到我們學校來，當著校長的面就說，現在世界上經濟學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們莫那什大學的這個研究，我們當時都受寵若惊。我當時就想，如果我現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這個領域的創始人，可能壓住了很多年輕人，我就早點去了，那他們就發展了。如果他不讓我現在去，那他就是要我傳福音給更多的中國人，跟他做更多的事。
你這樣想的話，你就輕松了，你不會在恐懼中生活。但是，有時候有反复，像我們這樣事業上還算成功的人，過去很看不起沒有成就的人，現在自己到了社會的最底層了，因為明天你可能就是一堆骨頭了！再也不會擺架子了，即使社會最下層的人，你都會去尊敬他。當然這是受《圣經》的影響。如果我沒讀圣經，我會信別的，我可能不會這樣想。但是，我這個人，因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出來、做出來的，就老是要自己想辦法解決一些問題。我就想辦法治病，就不能把自己交給上帝。在這個過程中我也經常禱告。有些人不知道怎么禱告，或禱告了很久沒有靈的感受。
小娟也是在跟上帝做事，有一個ALPHA COURSE，就是教你怎么樣禱告，怎么樣認識上帝，我也在學這個。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它也是用邏輯上無懈可擊的辦法證明上帝和耶穌是真的。我們今天沒有時間來詳細介紹這個。像我這樣一個非常理性、數學上計算精确极了的人，我都說，不光從信仰上說，而且從邏輯上說，它真是無懈可擊的。你們有机會可以去看錄像帶或這本書。這里的一個關鍵是，所有的人類文明都是文字記載的，文字記載都是主觀的，對不對？因為都是由人寫下來的。所以，在圣經記載的故事和凱撒大帝所記載羅馬歷史的故事，在主觀性方面是沒有什么實質差別的，你要找出客觀標准來證明哪一個在邏輯上更可信。比如說考古學家的考据學定的一些標准，用考据學的客觀標准來說，圣經上的故事是最可信的，比羅馬史還要可信，比中國的春秋戰國史還要可信。
另一類是我們個人靈性的經驗，是你的思想活動的，靈魂活動的，這個東西跟科學所證明的不是一樣的。作為基督徒，我有過一次禱告流淚的這樣的經驗。以前我自己都不相信我這樣一個很理性的人、數學這么好的人，怎么會為了一個非理性的信仰而哭呢？而且我這個人難哭得很呢，把我抓到監獄里判十年刑我都沒哭呢！這种靈性的經驗有那么多人經驗，這個東西是事實，這就是見證。你說這個東西不算，一定要分子才算，分子之間的關系不算，那你一定會沒法了解那個是猴子，這個是人，他們的分子都是一樣的。你就永遠不可能了解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差別，而這個不信基督教、只信舊約的猶太人為什么跟人家打仗打得一塌糊涂？為什么信基督教的國家都這樣長治久安？為什么會有這樣的差別？如果你不在靈的基礎上想問題，一定要在唯物論的基礎上想問題，你永遠無法解釋這個東西。因為這個差別是跟信仰有關的。而約束國王、制定游戲規則的人，一定要那個人信，這個約束才有效。我們這個社會有這么好，阿富汗打仗打得一塌糊涂，中國隔几十年要亂一次，為什么有這個差別？這就是信仰的差別。中國人信儒家，不信天堂地獄，孔夫子勸皇帝做個好皇帝，皇帝還是要三千個老婆，他不怕，他不怕下地獄，因為他不信。
我的這個病，這又是一個見證。按照醫生科學的說法，我今天根本不會在這里。我每天禱告好多次，已經一年了。和我同類情況的有很多都走了。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有人到醫院去看我，我根本不能講話。那時候，醫生說我的右肺整個都是硬的了，我一講話，气就喘不過來。一兩個月后，有些好轉了，我都不能講一個小時。我現在都講了多長時間了？去年十月份我走路走半個小時要停三次，要不然就喘不過气來。還有，胸腔里有液体。但是我禱告，特別是兄弟姐妹幫我禱告。這也是一种靈性生活，它也是實在的。你說你生病了，又不信基督，誰管你呢？只是很親近的几個人關心你，但他也不會一起給你禱告。那現在大家都看到我的情況，我講話沒問題，我也開始游泳了，我開始打网球了，還玩帆船！我也開始講課了，瘤子消失了。很多兄弟姐妹給我作見證，瘤子是靠禱告消失的。這就是一個見證。當然，你可能說是碰巧了。我的這一段的精神上的靈魂生活絕對是真的。你不要老是停留在那個分子水平上想問題。你就是升高，學點复雜性的靈，同樣的分子，不同的組合，會完全出不同的物种，而這個不同的組合就是靈，就是不同的靈魂。
原載于經濟學家网站，特此鳴謝！
楊小凱教授簡介：
原名楊曦光，湖南人，出身于高干家庭。高中時參加了“文革”造反派的活動。一九六八年撰寫了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主張實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引起轟動，并因此被中共當局以“反革命”罪判處十年徒刑。一九七八年出獄，先當工人，后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研究工作，并在武漢大學任教。一九八一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獲碩士學位，一九八三年進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讀書，一九八八年獲該校經濟學博士學位。
現為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CID）研究員、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
曾任美國路意維爾大學經濟學系，台灣國立大學經濟學系訪問教授；台灣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訪問研究員，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和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上海复旦大學經濟學院訪問教授、南京大學兼職教授；莫納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他的主要著作是《超邊際分析与邊際分析》(与JeffSachs合著)，《分工和經濟組織：一個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分析框架》(与黃有光合著)，《經濟學原理》（中文），“經濟增長的微觀經濟机制“(載《政治經濟學期刊》)，“分工和產品多樣化”(載《美國經濟評論》)，“壟斷競爭和最优先產品多樣性”(載《美國經濟評論》)，“專業化、信息和增長”(載《發展經濟學評論》)等，著作和文章常發表在著名的匿名審稿雜志上。他和黃有光合著的《專業化和經濟組織》一書被權威雜志書評稱為“蓋世杰作”。財務理論奇才布萊克稱此書為“天才著作”。他最近的新作《經濟學：新興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書評人稱為“對經濟學根基進行重新梳理，為經濟學教學提供了嶄新的方法。”該書評人認為“楊正在建立起一個全新的領域。是的，我敢預見，人們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興趣將迅速興起，我認為它很可能成為未來的潮流。”
主要貢獻是發展新興古典經濟學与超邊際分析。諾貝爾獎得主布坎南認為他的工作比盧卡斯（Lucas）、羅默（Romer）、克魯格曼（Krugman）的要好得多。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阿羅稱贊他的研究使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論与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渾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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