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進化論的教授變成了基督徒
約翰·莫爾博士（Dr. John N. Moore)
我曾是一位信進化論者，在我成為基督徒之前，我教授進化論。在科學領域中的教授，大部分是頑固的進化論者。在教授起源時，只教授這种觀點。自從達爾文《物种起源》于1859年問世以來，進化的哲學壟斷了人類知識的所有領域，甚至連主修英文的學生，也要受訓以進化的觀點來思想。
在我教書時，我清楚地講明，我的學生會學到大部分人所接受的進化解釋和小部分人所接受的“創造”解釋。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學生仍受到鼓勵，對万物起源有一個真實有力的選擇。
當一位科學家建議宇宙是從大爆炸開始時，他并沒有完滿的解答一切有關的“漏洞”，他并不是出于一位科學家應俱備的知識。當他宣稱生命是從分子間的某种特別組合開始時，他不外是想當然耳而已。當他說人類是突變錯誤的產物，是繁殖的錯誤，或決定一個人是黃种人或黑种人的DNA(去氧核糖核酸)在复制時失敗等等，也不外是他丰富的想像而已。為達到既已設定的目的，他拋棄了學術的自由和良好、嚴謹的科學工作態度。
我不外是要讓真理有机會申辯，讓真理被人听見，得以接納，指出人們常犯對科學方法的濫用。我并非企圖“證明”圣經，而是說“它是科學的延伸”。
我期望引發學生的好奇心，擴大他們明白事理的能量。我要他們認識到所謂合乎“科學”的進化觀點，內蘊含著很多一般性和猜測，進化論并不像科學，而是一种宗教信仰。
進化論者和創造論者使用同一的資料，但他們利用資料來支持有關起源的不同信仰。進化論者接納資料，忽略了“缺失的環節”，而宣稱生物体之間有明顯逐漸進化的科學結論；創造論者用同一資料，檢查“缺失的環節”而确定了生物体之間有不可逾越的分門別類。我的學生學到了根据“隨附證据”和根据“确實證据”得出的結論之間的分別。
我以清晰的學術方法，證明了科學局限在能直接或間接觀察到的事物上。因此對宇宙、生命或人類起源的宣稱，明顯地是一种信仰，且相信造物主是万物之因，是更符合科學的說法。
一位反對我教學方法的大四學生對我說：“我相信進化。”他在不知不覺中證明了我的觀點：進化是一种信仰，并非科學的結論。爭論之點不在乎是科學，還是基督教信仰，而是在乎真科學，還是假科學。
在密西根州立大學，我教授的自然科學課程(科學、信仰和价值)中，我強調對“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類的起源”的討論。基督徒永不應該忽略真正合乎科學的資料。然而我的學生學到了化石除了提供模棱兩可的“隨附證据”外，并不支持進化的觀點。同一的資料，可以用來支持對創世記的考證。學生學到了并沒有化石可供證明，在人和尼安德塔爾人(原始人骨)兩者之中有過渡生物；并且兩者之間，也沒有親緣的關系。
如果不是神先改變了我的心，我實在不能開設這個課程。我從丹尼辛大學畢業，并于1941年結婚之后，在密西根州立大學研究院繼續攻讀植物學，且取得碩士學位。我在美國海軍短期任職后，回到母校任教，且繼續我研究院的學業。我得到教育的博士學位。
我的雙親是信徒，而且內子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我并非基督徒，在我出生的市鎮，我并沒有接受耶穌基督作我個人的救主就加入了教會。我基本上是一保守与世無爭的人。1952年春季的一天，密西根州立大學一位教工程的基督徒同事，問我是否想過我教授進化的教學方法和它對學生的影響。我說，我從未想過，但答應他我會思想這個問題。在1954年到1955年間，我開始不再全盤接受地閱讀達爾文和其他進化論者的文章，且問我自己：“真相如何？”
在五十年代末葉和六十年代的初期，我開始不再冷漠了，一方面我有一點熱衷于政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有人送我一本有關耶穌基督并解釋救恩之道的小冊子。我閱讀時，知道我需要找他做我的救主。在該小冊子的最后一頁，有一空白處，讓接受基督的人簽名。我用合乎法律手續的方式這樣做了。在1963年5月23日，我邀請一位牧師來到我的家，當著他的面我簽上自己的名字，也請他簽上他的大名。我現在仍保存著那本小冊子。
起先，我不外是學習和尋求對實用問題的解答，是“頭腦上的轉變”。但從那時起，我繼續有奇妙的“心靈轉變”。
雖然我仍教授同一樣有關進化的科學課程，我開始搜集有關創造的書目，且在我的同事之間分派。我与別人發起組織了創造研究社，藉六個小組研究基金的支持，我搜集了更多的資料。現在已找到數百個自達爾文的書發行以來，各年代由著名科學家撰寫反對進化論的參考書目。當我讀大學時，我的教授為什么不告訴我這些反對進化的文獻呢？
我的學生大部分認識到他們可以作一選擇。如果認為我們是進化了的動物，就不能意識到我們對造物主的需要。但如果開始看到我們自己是被造的，則我們需要更多有關我們自己的答案。我教導學生如果他們想知道來源和“他們是誰？”則他們唯一能找到永不改變之答案的地方就是圣經。
摘自《奇能妙愛》，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