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道工作
我當面從沒叫過他的外號。但我肯定他听說過，很可能還暗自高興呢！那個綽
號等于承認了他的力量与影響，而且其中不無善意的調侃，那個外號也可以說明，
他會掃清阻礙他為得克薩斯做他以為正确事情的那些人。我經常跟下屬說，給“惡
煞”打個電話，看看“惡煞”是怎么想的。
“你好，我叫布洛克。”一個身体不很結實的人對我說，招呼我走進他的客廳，
他的家在奧斯汀西面。“你好，先生，我是喬治。W.布什。”我回答說，心想初次
見面就沒有好兆頭，但后來證明，我一生中最不同尋常的友誼正是從這里開始的。
布洛克一綽號“惡煞”一全名叫鮑伯。布洛克，民主党副州長。在一般人眼里，
布洛克是得克薩斯最有影響的政治家，我們州的副州長都是獨立選出來的。布洛克
是上個時代留下的最后一位巨人，那時得克薩斯的政治家和個人聲望好像比真實生
活中的還要大。沒有什么形容詞能准确地描述他，他這個人情感丰富，缺點外露。
他經常大發脾气，有時近乎愚蠢，往往滑稽可笑，總是精明過人，他這個人變化不
定，用他的話說像火山一樣，不拘小節，不過柔軟的心腸又讓人感到惊訝。
他的脾气是出了名的。不知什么時候他能把下屬都解雇了，而且有不少人還被
他解雇几次。他們把這事還當成榮譽。你得先气得布洛克把你解雇一次，然后才能
知道做“布洛克人”的真正含義，他的下屬驕傲地這么稱呼自己。給他工作可不容
易——不，是不可能的。他要求雇員帶BP机，這樣他半夜也可以找到他們。他的雇
員早上6 點或6 點半之后一到辦公室，他就已經在那了，這就是說大家都晚了。他
能把自己認為不合适的報告撕得粉碎，他總是對下屬說：“這是給得克薩斯州干的，
你還能做好點。”
自從1956年，布洛克一直是州政府的一個標志，他兩次出任得克薩斯眾議院議
員，做過總檢察長助理，州長的任命秘書，州秘書，后來又被選出來做了16年的得
克薩斯審計專員。他手里握著錢，因此一大半的政府也在他的掌握之中。作為審計
專員，他制定財政預算，決定立法委員能花多少錢。他控制預算的時机，選擇他認
為合适的時間追加財政預算，凡是額外添錢的時候，都是有利于他的關鍵時刻。他
徹底變革了審計署，把審計署帶人計算机技術時代。他手下的工作人員都是其他行
署爭相搶奪的人才。從鮑伯。布洛克公共服務學校畢業的那些人，個個工作努力，
知識丰富，頑強果敢，布洛克在州政府有一張忠誠的關系网。
布洛克一輩子都是民主党，作為副州長，他是得克薩斯參議院的領袖，我1994
年當選的時候，民主党在參議院還占多數，布洛克和我既不是一党的，也不是一代
的，他對政治駕輕就熟，稱得上大師，不會把我這樣的新手放在眼里。
不過我知道一旦當上得克薩斯州州長，不管怎樣我也要和他和諧相處。1994年
競選的最后几個星期里，我登門造訪，這算是第一步。我想我會贏得競選，希望通
過給他講我的施政方針，能給他留下印象，讓他以為我的拜訪是大膽的舉動。我們
用几個小時談各自對得克薩斯的愛，我們還談了政策，但沒有談政治。
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听，他在談。和布洛克談話往往是听獨白。不過我离開的時
候，對我們能一道工作滿怀信心。我當選后繼續和他接触。我給布洛克副州長和得
克薩斯眾議院議長、民主党人彼德。蘭納打電話，告訴他們我尊敬他們，愿意為得
克薩斯的繁榮和他們一道工作，我知道大家一道工作都能獲得成功。我當選后一兩
天和約。阿爾鮑夫在世紀旅館會見了蘭納議長。蘭納議長來自西得克薩斯，我以為
他看到一個老鄉當選州長會感到驕傲的，他給我發了一份重要的電報，表示為了我
們的州，愿意一道工作：“州長，我們不會讓你失敗的。”他說。
彼德。蘭納是种棉花的出身。他是大地之子。這里的含義怎么說也不過分。他
了解風暴、虫災、惡運和坏天气，他為一生中取得的每一個成績都付出了艱辛的努
力。他是立法這塊土地上穩健、沉著的農夫。他清楚良好的立法就像弄好庄稼一樣，
需要勞作与時間，在播种和丰收之間還需要陽光、鋤草、澆灌。蘭納給得克薩斯眾
議院帶來了民粹主義的火种。我們在重要問題上意見不一，其中包括選擇學校、住
房平均權和其他一些深刻的變革，但是我們尊重各自的不同意見，成了朋友。
蘭納是強有力的領導，他領導的鄉間保守民主党自重建時期起，一直主宰得克
薩斯的政治，不過這种局面已成昨日黃花。得克薩斯眾議院里民主党仍然占微弱多
數，但形勢正發生變化。保守的民主党人正被共和党人所取代，民主党占多數的選
區如今大多分部在城市里、小鎮上、少數民族聚居地，代表著或是溫和的或是自由
的主張。共和党党員人數激增，從1978年的150 人中的19人增加到今天的72人。蘭
納看出發生的變化，便与核心委員會的主席們共享權利，把許多權利和責任轉交給
他們，這些委員會的主席多數是民主党人，但也有一些共和党人。有些人認為他下
放的權利還不夠，而与他分享權利的人則認為他做得恰到好處。蘭納周圍的人對他
非常忠誠，喜歡他，也尊敬他。
蘭納和鮑伯來交接辦公室看我，當時我正在組建政府，這也是最初許多例行聚
會中的第一次。我們同意每周立法會議期間在一起吃早飯，第一個星期三上午我邀
請他們來州長府邸。布洛克抱怨說早餐太健康了，油脂太少，所以后來我們就換地
方吃早飯，從州府西側的議長公寓換到東側的布洛克辦公室。我們的早餐通常有餅
干、肉汁和雞蛋，我最愛吃的還是烤餅。大家有時消化不良，但并不總是食物的問
題。我們都很固執，有時候分歧很大。不過我們還是堅持見面，堅持討論。我們都
不想讓對方失去信心，堅持履行自己的義務，漸漸我們開始互相信任，建立了友誼。
布洛克和蘭納要應付各种挑戰。政府立法部門的領導要把不同的個人、不同的
事業，帶到同一個方向。有人曾經把他們的工作比作放貓，也就是盡力引導那些各
自為政的動物，不然的話，他們就會四處亂走。最終的目標是，在立法會結束的時
候，能拿出完善的立法，避免党派之間那种不必要的爭斗。當然了，吵吵嚷嚷是免
不了的，但還不至于流血。得克薩斯立法委員會每兩年開會的時間僅有140 天。我
開玩笑說，有些得克薩斯人倒希望立法會每140 年開兩天。我們在得克薩斯喜歡這
樣說：“如果政府不開會，你就不會受傷害。”立法會期短，這就需要紀律与中心。
這也需要立法委員必須將党派之見拒之門外，不然什么也做不成。
凡是立法机构參、眾兩議院之間明爭暗斗，關系自然緊張。眾議院相信只有在
他們那才能有真正的辯論，他們才能為立法提供完整的真相，因為与參議院相比，
他們有150 名成員，各委員會的主席也比參議院多。眾議院的辯論也比參議院激烈，
眾議員在麥克風前排成隊等著發表意見。在參議院每個委員都有自己的麥克風。參
議院相信他們更像國家的政治家，他們的委員目光應該更寬闊。參議院代表的人民
比眾議院多5 倍，預算、員工都比眾議院多，有些眾議員說他們的個人意識也比我
們多。蘭納喜歡提醒那些最初在眾議院工作過的參議員，說他們是“拆房子的”。
蘭納是搞邊緣政策的行家，人們不知道蘭納除了种庄稼之外還做二手車生意。
他知道怎么討价還价。參議院通過許多議案，眾議院按兵不動，等待時机。這樣權
利重心就移到了眾議院。眾議院可以在立法中揉進自己的東西，或者等待最后可能
出現的那一刻。隨著壓力不斷增大，參議員可能被迫接受眾議院的意見，或者就要
面對整個立法毀于一旦的后果。
在我們的許多會上，布洛克總是催蘭納加快步伐。布洛克是發牌的人，他只管
打自己的牌，蘭納把牌緊緊攥在手里，布洛克總想口授一個辦法，蘭納卻是以小取
胜。會議桌上兩位民主党人大相徑庭，再加上新當選的共和党州長，他們都在立法
中起著重要作用。我們最初見面也是磕磕碰碰。布洛克先發制人，我也不停地反攻。
我們都在試探對方，想弄出個究竟來。布洛克總是把你赶到邊上。布洛克會說出一
個新見解，讓你措手不及，突然之間給你一拳，他總是不停地說話，然后陡然間又
結束了會議。蘭納更沉著冷靜，也更不容易看透。你從他的表面上很難看出他的感
情變化。會議有時很緊張，總是引人人胜，而且經常充滿了歡笑。蘭納講的故事在
什么場合都能講，布洛克也講故事，不過太粗，那些故事你在高雅的場合永遠也不
能重复。
我努力學習，了解立法過程，設法結識每一位立法委員。我知道如果要与委員
們建立堅固的關系，我就得先与他們的領導之間建立更堅固的關系。我有時不打招
呼就去他們的辦公室，突然出現在接待員和年青的立法助理面前。我邀請他們吃早
飯、午飯或者晚飯。凡是跟立法委員說想找我談話的人，我都愿意接見，從不將人
拒之門外。我与眾議院民主党核心小組的成員見面，和兩党的委員會主席一起度過
了許多時光。民主党党員、參議院委員會主席雨果。伯朗格后來跟我說，他和我呆
在一起的時間比任何一個民主党州長都要多。
我在一旁觀察、傾听、學習。我們競選公職都是出于某种原因，我想听一听對
每個委員來說什么是重要的，他或她希望在立法會上完成什么工作。我相信通過耐
心、尊重、傾听別人的意見，我們能發現共同之處。
我的下屬開玩笑說，你能知道立法委員會是怎么看州長的，因為在州長宣誓就
職之前，立法委員會就開會了。因為我是靠提倡改革獲胜的，我覺得在立法過程中
先已有了良好的開端，畢竟公眾選我是因為他們贊成我的計划。我利用到各處講演
的机會強調這一點。我的競選主張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改革。教育、福利、
重新修訂青少年犯罪法，制定嚴格的法律，新聞媒体覺得我一門心思關注這四個問
題，缺少新意。他們正等我提出第五個問題。現在就告訴大家，我在做州情報告時
開玩笑說：第五點，解決前四個問題。布洛克喜歡這句話。
有時也會碰到戲劇性的場面。立法會中不同的意見勢均力敵。立法會開始不久，
布洛克決定親自抓住牛角，通過改革議案，或者永遠別提改革的事。我在競選中提
出過“一攬子”改革計划，旨在限制無休無止的官司，中止過分的懲罰性賠償，結
束“擇地訴訟”，不讓律師想找哪家法院就找哪家法院，以為那樣他們會碰上好說
話的法官或者陪審團。我先把辯護律師的問題解決了。他們把數百万美元給了我的
對手，不過人民同意我的主張，“中止那些無盡無休的官司，不讓這些官司阻塞法
庭，威脅小生意人或小企業家”。辯護律師在選舉中失敗了，但他們在立法會里還
沒有失敗，至少眼下還沒有。我知道不較量一番他們是不會認輸的。他們對立法程
序了如指掌，我擔心我的提議在立法過程中會被當成靶子，托下去或是被扼殺，所
以我宣布改革方案是立法會的頭等大事，強調問題的重要性，保證我的提議在立法
過程中暢通無阻。
“我希望有關的人都來。”我告訴布洛克。他先前告訴我，他要召開一次工作
會議，討論立法細節。“州長想請大家來談談，他要來這里。”布洛克先前對大家
說，并把我的政策主任万斯。麥克馬罕介紹給參、眾兩院議員，原告律師和辯護律
師組成的小組。布洛克把大家召集起來，也只有布洛克能把大家召集起來，命令大
家討論問題，也只有他才能做得到。（几年之后，我為布洛克致悼詞，我開玩笑說，
我慶幸自己不是圣。彼得，“布洛克把圣。彼得鎖在屋子里，直到他對圣。彼得為
永恒計划制定的細節感到滿意，才把他放出來。”我說完，從布洛克最要好的朋友
那里傳來了會意的笑聲。）
懲罰性賠償是改革碰到的第一個問題，談判陷入僵局。懲罰性賠償与被害人的
實際損失沒有關系。這條法律是要懲罰玩忽職守或者行為惡劣的被告人。但在實際
中這條法律并不是這么應用的，結果有人用這條法律威脅小業主，迫使越來越多的
案件在法庭外面私下解決，數以千万美元計的懲罰性賠償成了司空見慣的事，而爭
議中的實際損失要比賠償小多了。1992年，有個雇主關閉了他在沃斯堡的工厂，從
得克薩斯帶走600 多個工作机會。他說之所以走，都是由于得克薩斯的責任法，
“還有得克薩斯陪審團漫無邊際的高額賠償”。立法委員會在賠償金額上陷人僵局，
我認為這個數太大了。他們說懲罰性賠償的上線不能低于實際損失的2 倍加100 万
美元，他們死也不會再讓步了。
万斯。麥克馬罕來見我，警告說談判很緊張，如果我們不同意，布洛克可能會
撒手不管了。這是立法委員會給我的第一個考驗，我競選中豎起的四根柱石受到嚴
峻的考驗。我告訴万斯：“100 万太高了，我不同意。”万斯也同意我的意見，出
于對公共政策的考慮，這個數還應該再低點。“在這件事上我們可能會失去一切。”
万斯警告說。“你去跟他們解釋，說我們愿意和他們一道工作，不過100 万我不能
接受。”我這么回答。那天晚上晚些時候，共和党參議員大衛。西伯雷正和我在州
長官邸一起吃晚飯，討論另外一個問題。飯吃到一半的時候，有人召呼他去接電話。
是布洛克打來的。“請你告訴你的州長朋友，他太固執了，完全從自己著想。這么
做對得克薩斯沒好處。”布洛克在電話里對西伯雷說，后者又把話轉達給我。西伯
雷問我是什么問題，然后建議最高限額750 000 美元。我說這個數還能接受，西伯
雷又給布洛克打電話，后者同意了。西伯雷又讓布洛克和我通電話，敲定這個數，
最后布洛克說：“你是最偉大的州長。”后來有几位支持我改革的人不停地勸我再
往下降低數額，但我已經答應了。布洛克很快就發現我有能力解決問題，而且不怕
壓力，盡管壓力來自對我當選出過力的人。布洛克和我都答應了，我不會食言。布
洛克后來告訴別人，我最初贏得他的尊敬正是從這些交往開始的。
那一刻也向我表明我可以成為強大的州長。副州長与州長，或者議長与州長，
或者再往好處說，這三者取得了一致意見，那么這种結合就不易被人動搖。
不過我們的決策是不同的。議長和副州長需要討价還价，爭取選票。立法過程
就是給予与索取，同意与不同意。他們的工作是要弄明白，怎樣塑造立法才能把各
個部分結合到一起，爭取足夠的票數通過立法。
我的工作不同。州長是首席執行官。我相信自己的工作是制定議程，闡明理想，
提供領導。但是在得克薩斯情況并非總是這樣。往往州長的提議，立法委員置之不
理，每次立法會州長都要送去預算草案。預算草案往往先是碰到哈欠，即而例行公
事地審查一遍，最后被束之高閣。
得克薩斯州長辦公室經常被人貼上“軟弱”的標簽，但我不同意這么說。根据
憲法，州長辦公室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我的武器庫里也有不少武器。州長可以簽
署或者否決每一項立法。州長可以任命數以千計的公民，管理州行署、理事會和委
員會。只有州長可以召開特別會議并制定會議議程。大多數業余的立法委員都有自
己的工作，不喜歡召開特別會議。隨著立法會議接近尾聲，有人擔心召開特別會議，
于是召開特別會議成了越來越強大的談判工具。州長擁有傳播信息的力量，他可以
和公眾交流，闡述自己的想法、意見、議程。州長可以為全州和立法過程定下基調。
一個強者可以帶來巨大的差別。
我要定下的一個調子：組織建設性的政府。我身邊有副州長和州長的幫助，而
他們又義不容辭地替得克薩斯著想，在得克薩斯立法委開創兩党合作的歷史。我努
力工作去培養這种合作精神。當我簽署改革法律的時候，我邀請議長、副州長、所
有支持立法的人，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和我一道工作。我愿意分享榮譽，贊
揚他們的艱苦工作。沒有他們，一切都不能發生。我清楚，而且也希望人民清楚。
我邀請所有立法委員來州長官邸吃野餐，祝賀我當選州長的第一個100 天。我知道
新聞界會把這一天看成重要的標志，我愿意和那些与我一道改變得克薩斯的人共同
慶祝這一天。
法律改革結束后，教育成為大多數立法會的主要議題。我競選時曾主張恢复地
方對學校的管理，減少州教育行署的管理權，樹立高標准，建立責任制，把競爭和
擇校引人教育体系。我單獨成立了臨時立法委員會，由我的朋友和伙伴共和党參議
員彼爾。萊特利夫領導，重新修改州教育法。邁克。摩西在委員會任職，他后來被
任命為州教育專員，但當時還是洛伯克學校的督學，眾議員保羅。塞德勒也在委員
會工作，他是從東得克薩斯來的民主党人，他將在眾議院里支持教育改革。
很難想象有兩個立法委員像比爾。萊特利夫和保羅。塞德勒那么不同的。他們
兩個人都來自東得克薩斯，兩個人都聰明能干，但是他們的相同之處僅此而已。比
爾。萊特利夫在得克薩斯參議院德高望重，為人沉著直率，是位不喜歡張揚的南方
紳士，他被同事親切地稱做歐彼一万。肯諾比，就是“星球大戰”里足智多謀的顧
問。保羅。塞德勒是位辯護律師，原則性強，不受別人擺布，為人固執，出了名的
我行我素。
他們在委員會開會、听證，用去了几千個小時，我定期与塞德勒和萊特利夫見
面。我不時邀請保羅到州長府邸。我們一談几個小時。我們的政治哲學不同，但都
對公辦的學校承擔著巨大的責任，我們希望每個孩子都能成為优秀人才。最后的結
果是《萊特利夫一塞德勒議案》，這是得克薩斯州近50年第一部完整的教育法典。
這是一項浩大而又杰出的工程，我在贊揚立法委員時說：“新教育法既有力量，又
不缺少靈活。教育法有力量是因為它确定了明确的教育目標，并且把完成目標的任
務交給學區，它靈活是因為它能讓當地同胞按照自己的路線取得优异成績。我想說，
這部教育法為家長、教師和教育企業家提供了無限的机會。那些對教育現狀不滿的
人可以建立學校，到不同的學校上學，或者在改革的最后階段，通過選舉建立自己
的學區，宣布在州政府以外獨立辦教育。”
這次立法會開得既成功又有收獲，為得克薩斯的根本改革做出了貢獻。會議結
束的那個上午，《達拉斯早間新聞》的一個討厭的標題把我給弄醒了。這個標題讓
人怒不可遏：《州長把立法會看成個人的胜利》。
這是什么話，整個會議期間我努力工作，不是為自己沽名釣譽，而是和大家分
享。那天早上7 點半之前我給交流主任打電話，就在當天給編輯寫了一封回信：
“您的標題和頭版文章試圖把1995年立法會議的成功歸功于我，話沒有說到點子上。
我反复說過，這次立法會的成功不是個人的功勞。會議所以成功，原因是民主党也
好，共和党也好，大城市的代表也好，鄉村小社區的代表也好，盡管他們代表著不
同的地區，卻能本著兩党合作的精神，同心同德，一道工作。
我們在保守哲學的基礎上找到共同的价值，取得了一致意見。會議的成功還有
賴兩位杰出的領袖，布洛克副州長和蘭納議長，也有賴于得克薩斯參議院的31名議
員和得克薩斯眾議院的151 名議員。得克薩斯人民告訴我們，他們需要更好的學校、
更嚴厲的青少年犯罪法，他們需要改革福利計划，需要更多公平的法律。同心同德
就有所收獲，得克薩斯人民可以為我們感到自豪了。“
立法會結束后我在各委員所在區舉行了一系列議案簽字儀式。我到眾議院撥款
委員會主席的家鄉桑安基洛簽署了州預算。我到共和党委員會主席托彼。古德曼和
克里斯。哈利斯的家鄉達拉斯一沃斯堡簽署了青少年犯罪法。我要通過這种方式与
他們分享榮譽，讓他們在自己的家鄉，在他們的朋友、支持者和當地媒体面前受到
表揚与關注。我請保羅。塞德勒允許我到韓德森簽署教育法案，韓德森是他的家鄉，
而且位于參議員萊特利夫東得克薩斯選區。簽字儀式選在一所初中的大禮堂舉行。
學校已經放暑假，但是拉拉隊盛裝打扮赶到現場，家長帶來了他們的孩子，小城里
成百的人出來參加儀式。他們在台上裝飾了紅、白。藍三色彩旗，校長把教育專員
介紹給大家，教育專員又把我介紹給大家，就這樣—一做了介紹。輪到保羅。塞德
勒身旁的人說話的時候，保羅四歲的儿子薩姆正拉著爸爸的手站在台上，他急得把
爸爸拽到自己的身前問：“輪到我說什么？”
我在會上感謝保羅、彼爾和所有的立法委員。我歡呼會議的成功。那一天我站
在人群里告訴保羅和彼爾為下一次做准備。我們已經完成了一半的任務。我們已經
改變了我們管理學校的方式。下一次立法會我們需要确立為學校撥款的方式。
那年秋天，我到比德。蘭納所在的選區看他。得克薩斯的小城來個州長可不是
一件小事，我想當著比德的朋友們和他的支持者親自拜訪他。我們一起到學校吃了
一頓烤餅晚餐，然后又觀看了周五晚上高中橄欖球賽。我后來開玩笑說，州長和議
長同場看球，這可能不是頭一次，但是州長和議長觀看西得克薩斯遙遠的兩個小社
區黑爾中心与墨頓中心打比賽，這可能是誰一的一次。
也是那年秋天，我們制定了讀書計划，并且為下一次會議做准備。我有一個想
法，宏偉大膽的想法。
我擔心提高地方教育財產稅將威脅得克薩斯和人們擁有一個家的美國夢。我看
到年長的公民交完分期付款后又要掙扎著付財產稅，而財產稅比他們原來付的分期
付款還要高。我看到年青人因提高財產稅而無力買房，政府沒有合理地為教育承擔
應該承擔的支出，這是問題的部分原因。我當選時政府為學校支付的費用降到44％，
是歷史的最低點，人學人數又不斷增加，這就迫使地方增收財產稅，抵消不斷增長
的費用。
州里對商業收稅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有些買賣賦稅高，而另一些買賣一分錢也
不用，而原因就在于它們的結构不同。解決問題的惟一辦法是改革整個稅收体制，
減少對財產稅的依賴，把州商業稅收變得更簡單、更公開、更公平。大家都說我的
想法過于大膽了。克利夫。約翰遜過去是州眾議員，處事格外謹慎小心，第一次立
法會議期間，在我的屬下工作，他警告我說：“与稅收周旋，弄不好引火燒身。事
情都很順利，你再改革稅收，太冒險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認為我剛樹立起威信，不該冒險。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
政治資本需要花銷，不然它會枯萎，死去。為有益的事情花去政治資本，我也在所
不惜。我來奧斯汀并不是只想把名字釘在州長寫字台上。我來這是要做我認為有益
于得克薩斯的事情，因為我愛得克薩斯。我認為我們為學校付款的方式是大錯特錯
了。
我想削減地方教育財產稅，提高政府教育基金，讓我們的稅收制度更平均、更
公平，而且要“一攬子”解決這些問題。1996年，我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制定
改革計划。我的屬下集中在工作小組里，這其中包括副州長辦公室代表、議長辦公
室代表，還有審計專員代表。后來我任命的一個公民委員會在全州搞了14次听證會，
詢求公眾的意見，爭取他們的支持。
到了11月，預算主任阿爾伯特。豪金斯給我帶來了好消息。經濟持續增長，州
行署財政狀況良好，也就是說，年終得克薩斯能結余10億美元的資金。我把這筆錢
看成為基礎改革支付的現金，借著這個机會，我可以把稅改變成全面減稅。有人覺
得這筆錢來得容易，都想伸手。
我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我向立法委員會呈交的預算將包括減稅10億美元，這
樣我就能把這筆錢抓到手里，把想花這筆錢的計划都凍結起來。我把這筆錢叫做
“10億美元的開端”。我說：“在過去的二年里，得克薩斯州政府積累了一大筆錢，
我希望這個勢頭能繼續下去。提高政府效率，壓縮政府支出，這樣我們就能增加政
府對學校的投人，同時還能為得克薩斯人減稅。為了在下一次立法會上更多地削減
財產稅，我把政府結余看作是為此支付的款項。”
在公開場合立法委員們個個謹小慎微。私下里有几個委員气得不得了，我的聲
明引起新聞界一陣不安。州長帶頭搞預算，誰也不習慣，我怎么能知道改革的錢從
哪來？我那么做一定會傷害學校，減少項目，做出什么可怕嚴厲的事來。（你接著
讀下去，最后就會發現，立法會結束時，按我11月份計划的減稅10億美元，并不像
當初想得那么難。細心觀察辯論過程中發生的變化，總不失為一件樂事。）
《奧斯汀美國政治家》報道說：喬治。W.布什州長周三在稅改辯論中標出自己
的職權范圍，說他需要州預算額外撥款，為得克薩斯人削減教育財產稅，布什的建
議需要立法會通過，可現在引出了一大堆問題。……錢從哪來？……如果州里為學
區額外撥款10億美元，那誰又能保證他們將以相同的數額減稅呢？……如果州為稅
改投入10億美元，重要的教育項目還能不能得到執行？眾院議長比德。蘭納在蒂黑
爾中心提出質疑，州長的預算是否過于樂觀。蘭納說：“我們需要看到州長計划的
細節，需要檢察州府各部門的支出需要多少錢，在此之前我們不知道州長的建議是
否可行。”副州長鮑伯。布洛克，以民主党員身份主持參議院工作，他說立法院為
1998－1999年度制定撥款計划時，各處會爭著要錢。布洛克指出：“我一直為財產
稅工作，我把計划草案交給了州長和他的人。他們還沒給我返回計划。我將繼續与
議長和州長制定計划，但是我不想把馬套在大車后邊。”
布洛克找我的下屬和顧問談話，告訴他們前景暗淡，說如果我執意做下去，會
造成巨大的政治后果。他把我的几個高級下屬叫到一邊警告他們說，這會影響我連
任。
那些想花錢的人很快集結起來反對我的意見。“我們非常關注，如果有10億美
元的話，那錢應該用于提高閱讀能力，為老師增加薪水，延長一年原有的教育項目，
開展其他教育項目。”得克薩斯州教師協會主席里查德。庫利說。“這是不是說10
億美元就沒啦？”
“這筆錢將會花到別處去。”持自由觀點的公共政策优先中心金融分析家迪克。
拉夫尼說：“如果那樣的話，凡是政府部門哪個能得不到資金呢？”
“我希望看到州長用這10億美元為學校教師買健康保險。”得克薩斯專業教育
者協會執行主任多哥。羅杰斯說。
《沃斯堡之星電訊》報道說：“有些重要立法領袖說，州長的計划讓他們吃惊，
他們對州長樂觀的財政計划持怀疑態度。‘我可以削減預算，’民主党桑安基羅眾
議員羅伯。朱耐爾說，他是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負責与州預算有關的
立法事宜。‘但有很多人會很不高興。’他說，‘高等教育、監獄及服務系統，可
能被當成削減目標。”’但我的反應跟他不一樣。我知道可以為重要部門撥款，而
且也可以減少稅收，我就打算這么做。
1997年的立法會拉開了序幕，我主張將減稅作為重要議題。我在州情報告中揭
開了詳細報告的面紗，呼吁立法委員每年削減近30億美元的地方教育財產稅，我還
在計划中建議，免去得克薩斯商業界的公司專營稅，這种稅在本質上是企業所得稅，
代替專營稅的是對商業活動增收公平均勻的稅收，同時提高1.5 ％的銷售稅。這樣
免稅淨額可達10億美元，稅收制度也會更公平，稅制改革后，州政府將成為學校資
金的主要來源。財產稅每年將削減30億美元，嚴格限制期向上浮動。新訂的商業稅
稅額小、稅面寬，最低比率是1.25％，通過稅改，小企業可以少交50万美元，投資
商可以少交100 ％，以鼓勵創造就業机會。由于小企業稅額銳減，与交納公司所得
稅的企業相比，交納平均稅的企業要少去許多，整個稅制會變得更公平，稅收的負
擔會以更公平的方式落在更大的企業上，這其中包括得克薩斯許多重要企業，在現
行稅制下，這些大企業并沒有賦稅。
我相信這是公平而全面的稅改，幫助我們達到了許多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標，我
准備以更大的力度將稅改推行下去。我把立法委員請進辦公室，一個一個地請，尋
求他們的幫助和支持。我到州里巡回演講，召開新聞發布會，解釋稅改計划。在比
奧芒特那一站，我下飛机后，一名消防隊員向我走來。我知道他叫楊米，因為他的
汗衫上寫著他的名字。他感謝我削減財產稅，并告訴我，高稅率讓他難以擁有自己
的住房。《新聞周刊》記者豪伍德。菲尼曼与我一道同行，我把他喊了過來。“我
請你認識一位得克薩斯人，財產稅弄得他心神不宁。”我對記者說，并把他介紹給
我的新朋友湯米。
有一天，蘭納議長讓我大吃一惊。他打來電話說要任命一個由眾院領袖組成的
特別委員會，負責財產稅計划。委員會主席由保羅。塞德勒擔任。人們管這個委員
會叫“地獄來的委員會”，還有几個外號就無法印到紙上了。說客和雇員很快就不
敢出席會議了，甚至連作證也不敢去了，因為一到會上就被人反复盤問。委員會的
成員們不厭其煩地、任勞任怨地、孜孜不倦地檢查得克薩斯稅法。我苦口婆心告訴
委員們得克薩斯需要平均稅，可他們不久就把我的計划束之高閣，又寫了一份不同
的計划。
3 月的第一個星期，我們許多人來到墓地，參加州陵園敬獻儀式，陵園經過重
新整修又恢复了原貌。這座陵寢是布洛克欣賞的地方之一，重修陵園也是他的得意
計划。我說話時提到了立法委員本。詹布。阿特維爾，當時他還活著，不過已經在
這里買了墓地。“在那邊的西南角——有一塊非常有趣的墓碑。”我說道。“墓志
銘上寫著：”律師、立法委員、稅收議案起草人。‘今天來這儿的大多數當選官員
可能同意我的看法，我們希望墓志銘上寫著：“減稅議案起草人。”’我開玩笑說。
布洛克站起來講話，他感謝到場的每一個人，然后轉向我，眼睛里閃動著光芒。他
說道：“州長，我順便提一句，詹布。阿特維爾不像你的稅改計划那樣，离死神那
么近。”
那個方案又活了几個月，但不是我的，而是眾議院的那一個。方案送上來之后，
我有兩种選擇：一。拒絕方案，我為之呼吁的10億美元免稅方案就此葬送；二、保
住這10億美元，讓方案順利通過，進入參議院。我選擇了后者。我覺得減稅這個問
題至關重要。我宁愿為它花掉哪怕是最后一美元的政治資本。我知道如果讓步的話，
立法委員就會找借口花掉這筆錢，而不會減稅。參議院看不上眾議院的方案，又組
織了自己的方案。
最后問題拿到我的辦公室。參加會議的有布洛克。蘭納、參議院領袖蒂爾。彼
文斯和肯。阿姆布里斯特、眾議院領袖保羅。塞德勒与馬克。斯蒂爾斯以及我的几
個屬僚。其他委員來來走走。我們一直工作到星期五晚上門點。那天晚上我們离開
的時候，我們認為已經取得了一致意見，僅以20億美元的代价就削減了40億財產稅。
余下的20億美元將由預算結余添補，其中包括我11月份說到的10億美元。
“你們大家可能想喝毒藥，但我不想喝。”第二天上午州參議員在我的辦公室
說。前一天晚上我們精心草擬了妥協方案一銳減財產稅，用預算結余的20億美元資
助教育，擴大銷售稅种一如今妥協方案又面臨分裂。布洛克又召來了州參議員，他
和我在州長辦公室里間找每個人單獨談話，問他們是否支持稅改方案。他們每個人
都不支持。這是最激烈、最沮喪的一幕。一到下午情況就明朗了，我們無法得到足
夠的票數通過稅改方案。不過還有一線希望：立法委員們同意按預算主任先前确認
的10億美元削減財產稅。這對住在郊區的窮人、低收人的員工、依靠固定收人的老
年公民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我來到新聞媒体前，勇敢地承擔后果。我首先感謝副
州長布洛克、議長蘭納，還有所有的立法委員，感謝他們的努力工作。“這個問題
非常复雜，”我說道。“每個成員都把它不能更改的法律原則帶人我們的討論。…
…盡管許多人做出了艱苦的努力，立法領袖和施政机關直接參与，我還是失望地告
訴大家，無法獲得足夠的票數通過稅改方案。……這次立法會議期間，我們仍然有
机會削減財產稅——規模小一些，但實實在在，充滿希望。我們從消腫后的高效州
政府那里省出了10億美元。我請求立法委員會和我一同把這10億美元還給得克薩斯
人民。……我感謝所有的立法委員，特別是參加會議的人們，感謝他們以令人尊敬、
彬彬有禮的方式處理這些棘手的問題，我們都在不遺余力地為我們以為正确的東西
工作一我們可以一道工作，為得克薩斯人減稅10億美元一這個成績是值得我們為之
驕傲的。”
我們通過了10億美元的減稅方案，借此我們可以免去3 倍于從前的地方教育財
產稅，免稅額從原來的5000美元增加到15000 美元。湯米的稅几乎被免去了30％，
由于提高房產免稅額需要修改得克薩斯憲法，選舉人需要投票通過。我為此積极努
力，投票人以壓倒多數通過了免稅方案。我赶到彼奧芒特消防隊簽署這項法案，我
讓湯米站在我身旁。我對記者說：“辯論期間我始終沒有忘記湯米。像湯米這樣的
得克薩斯人，夢想擁有自己的家園，這一切都是為了他們。有些人批評說，削減10
億美元的財產稅算不了什么，但對湯米來說這就不少了。”我相信1998年我在里約
大谷地這樣的地方取得連選的好成績，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那里的低收人家庭知道
我是在為他們的利益戰斗，為他們減去了相當的稅賦。
我高興自己為減稅做的嘗試。那么做我心甘情愿。我也汲取了一些有益的教訓，
首先，在沒有碰到
危机的情況下，很難為重大的改革爭取足夠的選票。如果法院宣布教育資金体
制違反憲法，我們的處境可就苦了，平庸不能帶來任何后果，銳意進取反而困難重
重。現狀有巨大的慣性，人們出于對未知的恐懼，現狀的力量就更加強大了。其次，
得克薩斯欣賞大膽的領導。我通過支出，又賺回了政治資本。大膽改革會帶來破坏，
這种論調是完全錯誤的。
精明的布洛克對得克薩斯參議院的一舉一動都會心領神會，我不敢肯定他是否
想過我們能成功。我也認為他太累了，無心打這場戰斗。他的健康一日不如一日。
或許他比我還清楚沒有重大危机，州政府難于對重大變化做出滿意的反應。
六個月之后，1997年11月，我剛到弗羅里達參加共和党州長會議，辦公室就告
訴我布洛克公開支持我參加連任競選。實際上他前一天已經公開表態了，當時他和
我正以私人的名義為瓦庫的參議員大衛。西伯雷募捐，首府新聞界听到風聲后，布
洛克沒有否認，得克薩斯州政府中最高級別的民主党員將支持共和党州長再度競選。
從布洛克的態度里傳遞出一條強有力的信息。州土地專員加利。馬羅以民主党
員的身份任公職15年，就在前一個星期他宣布与我競選州長，而布洛克是馬羅一個
孩子的教父。所以從某种意義上說，布洛克也收養了我，几乎把我當成了儿子。我
以為布洛克信任我的正直，信任我的直覺，他知道當我做決定時，我心里想的都是
得克薩斯。
那一年簡和鮑伯。布洛克同我們共進圣誕晚餐，他女儿的婚禮是在州長官邸舉
行的。能有一位從得克薩斯利益考慮的州長，這非常重要。他幫助定下調子。我們
的成功大多應歸在他与比德。蘭納名下。
差不多兩年以后，1999年夏季，我正打點行裝，准備去衣阿華和新罕布什爾做
首次總統競選旅行，這時我們接到電話，說布洛克要不行了。大夫在這之前說過，
但這一次卻是千真万确。我和勞拉返回奧斯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訪簡和布洛
克。他在家里，周圍有一些朋友，到了最后也不寂寞。他想知道競選的情況，我說
過什么，有多少人出來了，媒体問什么了。他想知道《紐約周刊》封面上我那張照
片為什么沒笑。
他讓大家退出去。簡和勞拉走進客廳喝咖啡，我留下來沒走。他請求我在他的
葬禮上致悼詞。我覺得万分榮幸。有他這樣的朋友，真是我的驕傲。認識他是我的
幸運。
最后我們都流下了眼淚。他是那么自豪，那么熱切，那么确信，我有机會當選
下一任美國總統。他先前跟朋友說，他想觀看我的就職演說。布洛克完全是靠非凡
的意志力活下來的，他心里明白，即使我當選，他也無法到場了。如果我真當選了，
這其中也少不了他那份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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