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蓉（Bergeron）
電話的鈴聲響徹我們位于渥太華的小單位。“親愛的圣母瑪利亞，”我禱告：“在我接听之前不要讓它停止。”
我從搖椅爬起來扶著牆壁，痛苦地一步一步移向電話。每一步都為我的膝蓋和腰帶來刺痛。廿二年來我都受盡風濕的折磨，今年冬季情況更嚴重，我無法外出，寒冷的加拿大气候凍僵了我的關節。生活上最小的環節包括听電話都几乎無法應付。
我終于拿起電話，是我的儿子，住在安大略省布羅克維爾（Brockville，Ontario）的蓋伊（Guy）：“媽媽，你認識羅摩·莫斯（Roma Moss）嗎？”
我當然認識他。他也像我一樣不良于行。醫生把他几節脊柱連起來了，他現在既不能彎腰，也不能坐下。“怎么了？”我滿心恐懼地問：“他死了嗎？”
真奇怪，現在我回想。我從來不向好的方向想，永遠期待坏消息。年复一年醫生對我說：“你的情況只會越來越坏。”我已經相信有病的人一定會每況愈下直到死去。
“不是，媽媽。”蓋伊興奮地說：“莫斯先生沒死掉，他得醫治了。他現在能走，能彎腰，行動自如！”
“什么？”我粗聲地問。我并不高興，反而感到被威脅。為什么他得醫治而我們卻活在悲慘中？
“他去了匹茲堡，媽媽。”蓋伊快樂地說：“去凱西·庫爾曼的聚會，在那里得醫治，你為什么不去匹茲堡呢？或許你也能得醫治。”
我听過凱西·庫爾曼的事，甚至看過她的電視節目，但我覺得醫治是給別人的，不是給我的。“噢，我連走出室外也不能，怎可能到匹茲堡呢？”
蓋伊說每星期有一班免費巴士從布羅克維爾（Brockville）開到匹茲堡。他求我：“讓我為你訂個位。”
我不想，站著說電話也令我很疲倦，我的身体被關節炎弄得又彎又腫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想起几年前，在一個孫儿的生日會里，我們玩了一個游戲。他們蒙著一個小男孩的眼，讓他摸各人的手認人，他第一個認出我，因為我的指節腫脹，手指像鷹爪那樣彎曲。
他所說的醫治是怎么一會事呢，難道蓋伊以為自己比醫生懂更多嗎？醫生都說我無藥可治。我絕望地搖頭：“不，蓋伊，不要現在為我訂位，”我歎气：“我會与你父親相量，明晚再答复你。”
我挂線，艱苦地回到搖椅上。在陰暗的房間里哭了很久，哭自己老了，又滿身疼痛。我回想以往年青，健康，美麗的時候。我記起保羅（Paul）和我剛戀愛的日子。我們真是合襯，他來自法國天主教，我來自蘇格蘭天主教。一晚，他害羞地輕碰我的手背，然后慢慢握著我的手。他喜歡溫柔地触摸我的手，直達我的內心。
現在我無法忍受他碰我的手，太痛了。我又老又皺，像峭壁上的老橡樹。我已經不記得沒有疼痛的日子，痛楚使我無法讓任何人接近我的內心。
那天晚上我向保羅提及蓋伊的電話。保羅退休后患了心髒病，影響雙腳，走路時一拐一拐。但他鼓勵我到匹茲堡，他甚至想和我一起去：“我們沒有任何損失。”
“但那地在六百里外。”我辯論：“我不認為我可以忍受一路行車的起伏。”
保羅點頭，他當然很明白。但他里面有种催迫導致他不斷說服我。我最后同意了。第二天我打電話給蓋伊。
“你父親會和我一起去。”我說：“但在你留位前，我想見一下莫斯先生，我要親眼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痊愈了。”
蓋伊很高興，他說他會安排住在附近的莫斯先生与我談話。
第二天我從莫斯先生那里听到最難以置信的事情。一位菲利普斯（Maudie Phillips）太太安排他坐巴士到匹茲堡，他參加了凱西·庫爾曼在第一長老會的聚會得了醫治。為了驗證他得醫治，他在房子中間站起來，彎腰，手碰地板。他跑步，頓腳，把身体轉向不同方向，最后證實他的骨節都像新的一樣。
對我來說，最不可思義的是他竟然在一個新教（基督教）里得醫治。我從小到大都是羅馬天主教徒。在我小時候，加拿大的天主教和新教水火不容，几乎開戰。自我還是一個小女孩開始，我已經被灌輸如果我進去一間新教教堂，我可能會失去救恩，我連經過一間新教教堂的時候，我也會閉气。
六十八年來，我從未進過那些地方，現在莫斯先生卻告訴我他在那里得醫治。我很難接受這件事。
“親愛的瑪利亞，這有可能嗎？神也愛新教教徒嗎？”我想起也發抖。但無可否認莫斯先生得了醫治，從前他是殘廢的，現在完全健康。我咽下口水，咬緊牙關向丈夫點頭，我們會去。
蓋伊訂了位。巴士會在星期四早上出發。
“我們應該告訴神父嗎？”保羅問。
“噢，不要。”我堅決反對。“神知道我們到新教去已經夠糟糕了，不要再讓神父知道。”
這件事壓在我心中。如果別的天主教朋友知道我們干了這樣的事會怎樣反應？然而，我還是決定去。
星期四，保羅很早起了床。當我嘗試起來，我痛得尖叫。平時我的關節是在不同時候疼痛，那天早上，劇痛布滿我每一處。每一個關節都像被火燒一樣，我只能躺在床上哭泣。
保羅從浴室走出來，愛莫能助地站在床邊。當我的腳或膝蓋疼痛時，有時我也能揉揉減輕痛楚。那天早上，最小的移動和触碰都引發火燒般的痛楚流過我。從未試過痛得這么厲害，眼淚沾濕我的枕頭，我連抹眼淚也不可以因為我的手也很痛。我的手心仍然握著昨晚我放在里面的紙巾團，免得手緊抓成拳頭，現在撬也撬不開。我想死。
“我不能去。”我哭著對保羅說。“神不想我去那教堂。這是他對我想這樣做的審判。”
“不是這樣的，媽媽。”他近乎嚴厲地說：“神想你得醫治。他不會這樣對你，你一定要起來。”
“我不能去，我不能走路。我甚至無法下床。我不能做任何事情。連活下去也是痛苦的。”
“你一定要去，媽媽。”保羅請求：“神不想你躺在這里等死，試一試，請你試一試。”
移動每一個關節都像在凍結的河流中破冰一樣，每動一下有些地方便松脫。雖然痛得難以忍受，我不斷前后擺動關節，直至可以把腳垂下床。保羅幫我站起來，我們合力撬開我的手指。
“現在穿衣服吧，媽媽。我們不要遲到。”
穿衣服是痛苦的事，套上緊身褡簡直是不可能的。我又開始哭。
“再試試吧，媽媽。再試試，這可能是你得醫治的最后机會。”
“我怎能不穿緊身褡？”我哭著說：“太不象樣了。”
但保羅不斷求我，我最后決定去──沒有穿緊身褡。我們困難到走到車子那里，再開到巴士站。
在停車場，蓋伊的妻子向我們介紹菲利普斯（Maudie Phillips）太太，庫爾曼小姐在渥太華的代表。她親切，友善又健談，与我握手。我退后：“抱歉，我不能与任何人握手，要是有人碰我，我會痛得暈倒的。”
她微笑，我感到她的体諒，這令我稍為安心。但与新教徒接触的恐懼又在我里面冒升。
我轉向保羅：“我該先到教堂向神父忏悔，不致覺得這么罪疚。”
蓋伊听見我們的對話。“媽媽，即使我要抱著你才能使你登上巴士，我也會這樣做。”
我讓步。菲利普斯太太和司机很細心地扶我上車。每一步，每一下接触都痛得我直叫，終于，我登上巴士坐在保羅身邊。六百里路程在前面等著我們。
開車后，菲利普斯太太在走道上走來走去，与人談話，回答問題，服侍人，像牧羊人照顧小羊。每次她經過我的座位，我都叫住她，我有太多問題了。
巴士上許多人以前都去過，很快他們開始唱歌，我從未听過人這樣唱詩。這巴士像一間移動的教會行在郊野中，我從未參与過這樣的教會。我很擔心，捉著路經的菲利普斯太太。
“這是一輛新教巴士嗎？”我低聲問。
“不。”她笑起來。“這是耶穌的巴士。很多時我們也有天主教神父同行呢。他們甚至領我們唱詩歌。”
“天主教神父在一輛新教巴士上，怎可能呢？”我問。
菲利普斯太太格格笑。“這輛巴士不分新教或天主教，耶穌也不介意。”
“但我們正前往一間新教教會。”我抗議：“他們怎樣禱告？我應該怎樣禱告？我可以像平時那樣禱告嗎？”
菲利普斯太太是那么溫柔，耐心，体諒。六七個類似的問題后，她在我身邊跪下：“伯格蓉（Bergeron）太太，”她說：“你相信只有一位神嗎？”
我感到眼淚在我眼眶中。我不想使我的信仰、教會和神父蒙羞，他們對我都是那么重要。但我怎對這位和藹、充滿愛心的的女士說這些呢？我回答：“噢，是的。我相信只有一位神。我向圣母祈禱，但我愛神。我知道只有神能醫治我。”
“那么只要相信他就行了。”她說：“神愛你，但當你不斷起這么多疑問的時候他不能做什么。你不如安坐著讓圣靈來服侍你？”
我沒有那么緊張了，雖然我不太知道誰是圣靈。過了境進入美國后，我甚至睡著了。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當我向下望見我雙腳的時候，我還在半夢半醒的狀態。在我打盹的時候，我不經意地把一條腿搭在另一條腿上面，不可能的！我已經很多年無法交叉雙腿。我眨眨眼再看清楚，的确是這樣。更奇妙的是，我一點也不覺痛。我叫了出來：“怎么一回事？”
保羅望向我，他面上的表情很古怪。我太興奮了，沒有意識地有些事情也發生在他身上。他喃喃地說：“你說什么？”
我再看看我的手。我的手指，一度彎曲，腫結得那么嚴重，現在完全伸直了，并且一點也不痛。“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我又再說。
“你沒事吧，媽媽。”保羅說。
“听著。”我耳語：“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們會以為我在幻想。”
“幻想什么？”保羅說。
“看看我的腿。”我小聲說：“我可以交叉雙腳，一點也不痛。再看我的手指，它們也不痛。我的手指可以伸直了，像小女孩一樣。我竟然未到匹茲堡便在巴士上得醫治！我在這輛新教巴士上得醫治！”
保羅摘下眼鏡，滿眼淚水。起初我以為他為我流淚，但很快我意識到還有其它事。“你怎么了？”我問。
“有些事情正發生在我身上。”他口吃地說：“當你睡覺的時候，我也睡著了。醒來的時候感到很溫暖，好像一道暖流從我的胸口流到腿部，強烈得我看不見任何東西。我瞎了。然后你醒來，我才回复視力，我想，我也被醫好了。”
這時巴士駛進一個休息地點。菲利普斯太太走過來：“我們會在這儿休息一會喝杯咖啡，讓我幫你起來。”
“不用了。”我說，大聲笑起來，不管旁人怎樣想。“我能走！我能自己上下樓梯。”
我站起來下車，丈夫在我后面。到了停車場，許多人圍著我：“伯格蓉太太，為什么你……”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我說，喜樂自我里面涌出：“但我已經有廿二年沒有試過這么舒服了。”
星期四晚上，我們在匹茲堡一間酒店休息。上個月我才求醫生幫我解決這痛楚：“看我的膝蓋和手指，我痛得無法睡覺。”
他溫柔但堅定地說：“伯格蓉太太，我們無能為力。家母至死也是和你一樣。醫生只能給你一些止痛藥。”于是，他為我開藥，早上吃的，吃飯時服的，晚上用的。吞一顆藥丸便是吞下十一仙。
那天晚上我的藥丸一直留在行李中。我一顆也沒有吃，頭一碰在枕頭上我便睡著了。我從未睡得這么安穩。廿多年來我都只能仰臥或俯臥，那夜我像小孩子那樣打側倦曲睡覺。
四時左右我便醒了，酒店房間仍然漆黑一片，我感到精力充沛，急不及待要前往那個神跡聚會，即使是一間新教教會。
前一天晚上，菲利普斯太太對我說，當我說：我愛神并知道只有他能醫治我的時候，她覺得我會得醫治。她引用一節經文：“弟兄胜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啟十二11）無論如何，我只知道，像莫斯先生，我變成另一個人了。保羅也一樣，他的心髒病消失了，他覺得自己像個新人。我們都健康极了。
我們听說要在會堂門口等几小時，我怕自己站不了這么久，自備了一張小凳。結果，我完全不需要它。我在第一長老教會門前站了三個半小時，希望找到有需要的人把凳給他。已經很多年我不能連續站十分鐘了，現在手中拿著凳站了几小時，享受每一刻。
大門打開，人群涌進去，庫爾曼小姐上台，聚會在榮耀的音樂中開始。几分鐘后，她暫停唱詩并說：“我知道當中有位來自渥太華的女士在巴士上就得了醫治。”
她說的是我。我和保羅接受了她的邀請上台。我忘記了自己正在一間新教教會，甚至忘記了我正站在二千五百人前。
我很感受到庫爾曼小姐對人，例如對我，一种很特別的愛。我不假思索地照她的提議頓足，拍手，彎腰碰地，在這么多人面前！
由于我是第一個上台的人，我不知道當庫爾曼小姐為人禱告的時候，有什么事情會發生。她伸手按著我的肩膀，忽然我覺得要向后跌。“噢，糟了。”我想：“我在做什么，我怎能在這么多人面前躺下？”
但我無法制止。好像天開了，神伸手触摸我。我很高興有位高大的男士在我墮地前扶著我，否則我可能會從這新教的講台一直滑到地窖。他輕輕把我放下。
我爬起來，很惊訝全身一點疼痛也沒有。“謝謝你。”我咽哽著對庫爾曼小姐說：“真的很多謝你。”
“不要多謝我。”她大笑：“与我無關。我根本不認識你，你還未到這里已經得醫治了。我沒有任何能力，神才有能力，要感謝他。”
我回到座位開始贊美神。人們在唱歌，像在巴士上一樣。不同的是現在我不再介意什么新教了，我也想一起唱。由于我不知道歌詞，只好跟著旁邊的女士唱。我知道那是很難听的，因為我總是比別人落后一句，但我沒有辦法，而我也不介意。我太高興了。當身邊的人舉手贊美神，我也一起舉手。廿二年來第一次舉手，是在敬拜贊美里面。所以我繼續唱著，縱然比別人落后一句。我舉手，流淚，為得醫治稱頌神。
回到布羅克維爾已是凌晨二時了，當我們的車子抵達蓋伊的家，他站在門前迎接我們。我踏出車門“媽媽，你的身体怎樣？”他問。
在他家中等候的朋友圍上來。“不用問了，看看她！”他們大叫：“看！她完全好了！神醫治了她！”我三更半夜在客廳中起舞。“噢，媽媽！”蓋伊擁抱著我。他哭了，其它人也一起哭，我卻沒有，我只是歡欣跳舞。
到家的時候已經快三點了，我打電話給女儿珍妮（Jeanne）：“我得醫治了。”我對著電話叫了一篇又一篇：“我得醫治了。”
“母親？”她充滿睡意地回應：“你說什么？”
“我再沒有關節炎了。”我笑：“打電話告訴所有人，我再不是病人了。”
當我睡覺的時候已經是五時了。我連續廿四小時未睡覺，仍然精力充沛。保羅也一樣。第二天他和蓋伊一起在高爾夫球場走了五個洞。噢！神對我們真是太好了。
星期天下午，我們的另一個儿子，皮埃爾（Pierre），帶同妻子儿女，要來看我是不是真的痊愈了。皮埃爾從不同角度觀察我，面上綻出燦爛的笑容。“媽媽，你得醫治了。現在除非一輛大貨車輾過你，你將會長命百歲。不過，即使真有大貨車，我為它擔心多過為你呢。”
我的一個孫女，米琪爾（Michele）尖聲說：“媽媽，你去匹茲堡的時候，我在學校里舉手禱告：耶穌基督，醫我祖母，他真的做了。”
我七歲的孫儿和應：“現在，你不用再像企鵝那樣走路了。”
神的工作不只如此，他不單醫治我的身体，也改變了我的態度。像許多活在痛苦中的人那樣，我也變成一個性情乖戾，很難相處的人。我一直不察覺這改變直到我听見媳婦和珍妮說電話：“還有另一個神跡。她不單只沒有了關節炎，還沒有再嘮嘮叨叨。有些奇怪的事情在她里面發生了。”
接著，星期天，我要求全家人和我一起到圣心教堂。我告訴神父：“神醫治了我的關節炎。”
我希望他真是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帶了庫爾曼小姐的書發給神父一人一本。
兩星期后我去見醫生。當我走進去的時候，護士惊奇地說：“伯格蓉太太，發生了什么事，你看起來精神极了。”
几分鐘后醫生走進候診室。“醫生，你好。”我說：“你看，我再沒有關節炎了，看我的膝蓋和手指，看我走路！”
他站在房間中央，看著我四處走動。然后他拉著我的手檢驗，又看我的手腕。“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大笑：“你在想，伯格蓉太太沒有了關節炎，卻發瘋了。”
他也大笑然后領我進他的辦公室：“不是，我不認為你瘋了。”他很認真地說：“你的病是絕望的，不能治愈的，但你卻好了，所以我想不通。”
我從手袋取出庫爾曼小姐的書：“醫生，讀這本書，你便會把所有病人送到匹茲堡，然后，你便要另外找工作了。”
他再次笑起來，取去書，搭著我的肩膊：“那我便成為全世界最快樂的人了。”他說：“只要看見每個病人都像你一樣健康快樂。”
一個月后，我和保羅再次登上巴士前往匹茲堡，這次連同十七個家人和朋友一起出發。一個年青的天主教神父也同行，一路上我們唱詩贊美。
一個女人問我：“你是為庫爾曼小姐工作的嗎？”
“不。”我回答：“我是為神工作的。”
一直以來，當我有事求神的時候，我怕直接對耶穌說，便求圣母瑪利亞代我轉達。現在我明白神很愛我，我不再怕他了。當我禱告，我會說：“是我，伯格蓉太太。”他總是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垂听。這就是神。
摘自[Come-jesus.com]，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