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伊利克·里達爾抵達天津時，他即將任教的學生們正鬧罷課中。可愛的家鄉愛丁堡已遠离，那里的山丘、城廓、新城、舊城，大學、教會，西端和多風的東岸，當地夏季的拍賣、設備完善的茶室，全成了往事，在那儿也有令人崇拜的攝影師，以及一大堆最高學府。如今，他將面對天津這個都市，它是河北省的首府──繚闊、零散又不可愛的天津，位在這上國家的東北方。
一九二五年，天津仍然是個繁忙的內陸港，距東南方的北京約六十哩之遙，位于海河沿岸──這河几乎每年都泛溢。在二十世紀中，它快速成長，人口多達一百万；今天它成為北方最大港口，人口已超過四百万，是中國境內僅吹于上海的第二工商業大城。
這個伊利克居住了十二年的都市，有三條鐵路匯集，也是橫貫西伯利亞鐵路的終點站。市內有七份不同的日報。電車在碎石道上奔馳首。岸邊數哩的碼頭到處都是卸貨的苦力，而這些靠岸船支則來自遠東各國，該城四周近郊人口云集。它和愛丁堡成了尖銳的對比。由于它离海三十哩遠，不是圾海風襲來，气候上雖不致對人体健康有不良影響，但气溫差距卻相當大。冬季干燥不降雪，溫度卻經常在華氏以下；夏季，气溫則高過華氏一百度，而在七、八月間，經常大雨滂沱。夏天里，一些輕微的季風若不吹來，往往會造成干旱；如果過盛，則又泛濫成災。春季里，偶爾由蒙古襲來的北風總會引起塵暴。
這里居民的生活方式及形態与愛丁堡也成了強烈的對比。一方是公寓林立，一方盡是簡陋小屋；一方有三所大學及許多的學校，另一方則是文盲充斥，彌漫著古老的迷信之風。在天津那些前任的首長，退修將軍、隱退的政客、商業大亨、知識界首及人物，及社會名流几乎和水手、小店老板、工人及農夫們比鄰而居──因為天津實際上划分成兩個城而非一個。
第一個是舊式的中國城市，訕內到處是綱狀的小巷弄──和愛丁堡的舊鎮相似──位于市中心的西北方。過去四周有舊牆環繞，該牆建于十五世紀，重建于十九世紀，但到了一九○一年義和團的余党將該牆完全拆毀。舊牆外有些街道是以往日的市集命名，這些市集過去是相當繁榮的地區──像針市街、谷物街、驢市街（譯音）等等。在黑市，還出售許多古董及藏物。戲院、雜耍攤、玩特技的都是很有趣的角落。此外，城里到處是苦力、商店老板、乞丐、小販、乘黃包車的客人、從城市南方來的工人及水手。尤其是水手几乎到處可見。
由于天津經常有大量水手出入，導致當地居民風行膜拜“天后”，其中“媽祖”為眾所周知。傳說她是名水手的女儿，曾在一次船難中救了父親。于是就在舊城東門外碼頭邊，為她蓋了座相當雄偉的廟，水手們成群來到廟里，祈求她保佑他們平安無事。每到春天，進香客都到廟里上香膜拜，每個水手也都把他們的船模型帶來。如今天后宮已經不存在，然而在舊城及四周卻有其他的廟宇，其中以孔廟最為特殊。市內的清真寺多過一打，其中以西北方的“大清真寺”為首。
另一個天津則是歐洲及日本型式的城市。十九世紀下半葉。因著一些條約，中國將該處割讓給各國做租界，從此以后發展神速。這些租界地都在舊城東南方，散置于海河兩岸。事實上這些租界就是殖民地，由外國領事管轄，并由他們的軍隊警察來保衛。中國的法律在租界境內無效。海河右岸有英國、法國租界──是一八五八年割讓的，還有日本租界（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后割讓的），以及一八九六年割讓的德國租界，到一九一四年期滿。河的左岸是幅員廣大的俄國、比利時、義大利租界，以及奧匈租界，這也在一九一四年終止。此處的建筑在當時及現在都具世界風貌，還混合著歐洲的格調。大凡初到天津的人，都會以為自己正旅游于歐洲各地。
這些租界雖然色彩繽紛并富有世界的景觀，卻都是各國藉著軍隊從中國手中搶奪來的，因此中國人對于外國人入侵天津，僅是容忍而已，事實上并不喜歡。自十六世紀以降，中國一直是歐洲商人心目中的麥加，是歐洲布道家眼里的磁石──這片土地上有絲、有茶、有玉、也有金，有誘人的貿易路徑，許多的海港；還有香料及古老的畫像神祗。自從一五一四年，葡萄雅及西班牙人首度抵達這片國土，既垂涎于這里的財富，又到處要人皈依基督教后，中國人便視所有西方人為擄掠燒殺的海盜，相當的輕視，一概稱之為“洋鬼子。”他們有個想法，在這些“洋鬼子”中，以熱衷貿易的英國人為最狠。在英國和中國的各項交易中，最為人所憎恨的就是鴉片買賣。從十八世紀末開始，英國商人將在英國种植的鴉片用船運到中國，為要交換中國的茶和絲，然而，滿清政府除了銀以外，什么也不和他們交換。后來，滿清政府想要掃除吸食鴉片的惡習時，英國商人拒絕合作。一八三九年，清廷關閉了英國在廣東的一些工厂，銷毀英國鴉片的存貨，就激起英人的報复。他們派了戰艦前來，和中國展開所謂的“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中國求和，戰爭才中止，。雙方訂下南京條約，其中包括：鴉片貿易合法化，開放廣州及其他港口，割讓香港給英國，英國人民不受中國法律管轄，并割讓租界給他們住，這是中國所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盡管英國人并不受歡迎，然而他們的清教徒宣教士──以及荷蘭、美國人──在備受壓榨的中國農人里卻占了一席之地。甚至還有藉基督徒之名起義的太平天國，后來雖未獲宣教士們支持，而清廷因歐洲軍隊顧問的相助而將其消滅，太平天國雖彌平但其他的起義卻層出不窮。中國人開始抗拒剝削他們的統治者以及那些經濟侵略的洋鬼子。這些洋鬼子將本國工厂的產品大量傾銷到中國境內，大大打擊了中國的農村經濟，使得許多人失業。加上在一個腐敗、無效率的政府統治之下，民生更形疾苦。一九○○年義和團起事，目標針對外國人，外國輸入品，以及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伊利克父母結婚的第一年正值這可怕的動亂。
義和團攻入在北京的公使館及天津的租界。當時，包括英國在內共有八個國家派了三万軍隊前來救援，這才解除了天津及北京外人區域的危机。這當中盡是燒殺、擄掠、搶劫，情勢相當可怕。到了一九○一年，所有暴亂才告一段落，結果：中國賠償四十五億銀元；同時還得將更多租界地給外國人，同時各國亦可派駐軍來保護他們的公使館。從此為了這筆极龐大的賠償費，百姓們所繳納的賦稅更加繁重。舊天津城這座牆就是那時候被搗毀的，是當地居民抗拒歐洲人的一种表現，主要也因為有義和團為他們撐腰。
受過西式教育的孫逸仙博士領導革命，終于在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了中華民國，一建國就由急于掌權的軍閥袁世凱任大總統。但他并不成气候，在職期間既無法解決爭權問題，又無法緩和人民的痛苦，于是民間頻頻起事。軍隊的暴動事件也愈來愈多。一九一五年以后，罷工事件突增。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間，罷工事件多達一七○起，有二十五万名工人加入了罷工行伍。
那時實權落入數百名軍閥手中，這些人個個企圖控制全國領土，紛紛征稅、私募軍隊，彼此間互相作戰，事后則訂下協約。有個軍閥更擬輔佐滿清最后一任皇帝复位──這名幼帝在一九一二年即告退位──但為時僅僅一個星期。另一個軍閥因著日本的幫助，成為東北一帶的獨裁者，這些軍閥間不止息的戰役，毀損了農作物，使農民陷于無法言喻的苦境。
中國似乎不覺得這一切會造成分裂，竟還于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向德國宣戰（雖然她實際的參戰行動僅是送苦力前往法國，沿西方防線為盟軍挖戰壕）。真正的問題是出在戰后的條約上，因所有的中國人都希望藉著這次參戰，多少能獲得外人對他們主權的尊重并保持領土的完整。但一九一九年所訂下的凡爾賽條約完全粉碎了他們的美夢。條約中：同盟國准許日本人繼續保有他們既得的利益，同時各國仍舊持有戰前所擁有的中國沿海租界。中國什么也沒得到！
同盟國這种背棄盟友的行為遭致中國志士的憤怒和唾棄，逐發生了“五四運動”，使得全國燃起罷工之風。中國共產就在一九二○年抗敵浪潮中產生。當時參加一九二二年，在上海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就是毛澤東。同一年，在香港英國船上工作的工人全部罷工，關閉當地工厂，使得經濟完全癱瘓。近九龍的罷工者被英軍開槍射殺，死傷极為慘重。一九二五年六月，就在伊利克·里達爾抵達中國前沒多久，香港有十万中國工人罷工，英、法戰艇開槍擊殺示威者，這即有名的“沙基慘案”。
一九二五年六月，廣東革命政府改稱國民政府，開始聲討東部的軍閥。然而當時中國革命風潮已盛，境內逐漸形成兩個政党。一為國民党，由孫逸仙博士所創立，后由蔣介石所領導，他們希望建立一強有力的國民政体。另一為共產党，他們希望完全改革中國社會。
一九二五年夏季，當伊利克·里達爾准備赴中國時，就已深知那里正處紊亂、困苦的時局。他的父親也曾寫信提醒過他：
（一九二四年里達爾先生從中國寫來的信）据那些旁觀者看來，沒有一党擁有足夠的勢力發號施令，真正統管全國。每個党總是有人宣誓效忠，也有人冷嘲熱諷。因此，這些年來此地的教會工作會如此艱鉅自不難想像……。
今年，這里有三大災禍：戰爭、洪水和饑荒。這三項中的任何一項都會帶來极大災難，而如今竟三者齊聚而來，其可怕的程度可以想像。這些災禍摧毀了許多的家庭，死于這些災禍的人民更是無以數計。哦！這是极其可怕的浩劫！而事實上它是不須承受這些災害和損失的。
里達爾先生的最后一封信，論調更是悲觀：
若想以文字對不熟悉中國現況的人，談現今的中國是相當困難的。如今，誰也無法預知它將遭到什么樣的命運。當今中國的境遇比任何人所能想像的要來得悲慘。處境那么复雜，意見如此的紛歧，結果又遭到這么多敵對的阻力，它正如一個在支离破碎的道路上滿跚前進著的人。這個國家正值分娩之痛，它正尋求一條重建之道，以迎合現代潮流一切迫切的需求。至于它是否真做得到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伊利克就攜帶著這些書信，搭上火車向東方去。他即將前往的中國，當時可說是個一触即發的炸藥桶。
伊利克搭乘著前往天津的西伯利亞鐵路，沿途經過一避暑胜地北戴河。就在那里下車和家人們團聚，原來他的家人正在該處海邊渡假。前來車站歡迎他的行列中，有几位是從天津中英學院來的，也是他未來的同僚。雙方乍見略顯生疏，他們才很快說明來意：學院最近遭到杯葛，目前迫切需要一位新老師。他們告訴他：有些學生還遭到恐哧呢！由于上海發生“五卅運動”，余波未平，天津至今仍受波及。
事情發生在五月十四日，上海日本所屬棉花工古物工人群起罷工，抗議日人解雇中國工人。這抗議是由學生們發起的，并在五月三十日當天舉行示威游行，結果，英方警察開槍射殺示威民眾。在這次“五卅（三十慘案）”事件后，共產党要所有上海工人、商人及學生罷工、罷課。以“反對帝國主義”為口號。于是罷工風潮從上海蔓延到其他有外國人聚集的地區，譬如：倫敦差會在天津所辦的中英學院，就成了明顯的目標。
這個學院是中國北方居領導地位的英國學府，位于天津的大沽路，是幢尖塔型漂亮的灰色建筑物。其中的五百名深長均來自中國社會的中、上家庭。因為該校創辦之初，就有這樣的意愿：希望能從中國人民里挑選出較有錢、有勢份子入學──一般而言，這群人是宣教士們較少顧及的。他們希望能予這些人頂尖的學術教導，同時也盼望將基督徒价值觀，灌輸給這群中國社會未來的中堅份子。學院中用英語教學，并將學生組成個人性質的家教系統，由五位英國人及二十五中國人任教。每年有四十或五十名學生由學院畢業，這些畢業生有的繼續在中國或到西方深造，有的就直接進入政府、商業界或政治界做事。
該校除了加強學業教導基督教教義外，在運動方面則為中國北部地區的先驅。一九○二年，當拉方頓·哈爾特博士創立該學院時，學生們都還不曾听過上体育課得脫去藍色長棉袍，在運動場內追逐著一個球，或是所謂的運動記錄。這和每一傳統禮儀的想法都相抵触，結果是這些教會學校最先灌輸了嚴肅的運動競賽、英國古老的良好運動員精神及公平比賽的概念。伊利克后來這么說到：
五百名學生中大約有五十名寄宿生，教職員方面有四名英國人及十五或二十名中國人。在運動方面男孩子們玩的是“足球”，然而西方的一些運動項目并不挺受歡迎。無論如何，參加的人數逐漸加增，門柱也到處可見。
由于環境上的條件太差，我不認為橄欖球能成為中國人運動的項目。這里的溫度經常低到零下三十度。雖然如此，這里仍有英國、法國及其他外國人區域性的球隊。在此，你到處可以遇到好的“足球”員，同時，天津的中國足球隊曾与上海及其他地區的足球隊對抗過。雖然這只是罕見的例外事件，但卻也顯示：中國人能玩我們的球類。
目前，由于國內情勢動蕩，要想推廣体育活動，相當的困難。
他們克服了對這些運動厭惡的心理，開始熱心的參予運動比賽。結果，常會出現這些情況形：玩足球時偶而會踩到他們的長袍；一開媽下雨他們就往室內沖；如果沒有獲胜的把握，就拒絕開賽；如果有一名球員的小脛被踢到了，全隊都會很生气的离開球場，有時還會和裁判大聲爭吵。這是因為運動的風气才開始，中國人對這一切還不熟悉的緣故。而教會學校則視運動錦標賽為他們最高的道德回應。“這也是做基督徒工作最有效的的工場之一。”這話出于伊利克下位同事AP庫林的一本書“造就中國人”：“一國人在運動上如果能成為真正的運動員，他在任何環境中就能參予競賽，能与不順及令人失望的環境抗衡，同時還能保持心平气和。此處，他還能承受失敗──他是個最能面對人生更大競賽的真正運動員。這一切大致說來就是真理。”
這是伊利克即將從事的工作，遺憾的是，學生們不能立刻前來上課。教職員們在北戴河開了個會，決定勇敢的面對杯葛，在暑假結束時，就照往例在九月開學。之后他們都回去天津，為新的學期做准備，伊利克則和他的家人一起住在法國租界里的倫敦布道區六號寬敞的房子里。基于某些原因，此處成為倫敦差會行動的基點所在。
自一八○七年，倫敦差會就來到中國。在十八世紀末，英國經過一連串突發性布道活動的激勵，在屬靈上達到高潮后，倫敦差會的公理會會友夾雜在首批清教徒宣教士當中，搭乘船支東來。到了下一個世紀，接著有浸信會、英格蘭長老會、英國國教、衛理公會、蘇格蘭長老會、貴格會、普里茅斯兄弟會紛紛加入行列。在一八六○年，更有無宗派的內地會的參予。此外，還有由天主教改革而成的耶穌會、黑袍教、圣芳濟會及圣奧古斯丁會。
在十九世紀即將結束前，清教徒宣教士遍布了整個中國，雖然他們只接触到中國民眾中极少數的人，但卻已滲入每個省份。到了一九二○年代，他們的傳教范圍大半仍囿于沿海地帶。八○○○名宣教士中，大約有五分之四的人集中于此。大部份宣教團体總是盡量避免進到其他團体的教區內傳福音，即便如此，中國人仍然被這些繁复的宗派弄迷糊了。至于天主教及清教徒的傳教士們，极少在一塊儿，有時為了爭取民眾而發生劇烈的競爭。
早期宣教士們的出現，即已引起中國人的敵意──部份原因是他們所帶來的信仰觀和中國人傳統的思想習慣互相抵触，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人民族意識日漸抬頭，導致他們排斥外來的任何東西。正如同伊文·露爾德在英國与中國中所提到的：“傳教士是西方帝國主義強行輸入中國的苦難之一。就像鐵路、額外領土權以及外國人控制中國海關等；她成為中國人羞辱的記號；任何接受這信仰的中國人就會被視為賣國者。”
在十九世紀末期，傳道區受到了攻擊。宣教士被殺并有關他們的惡意宣傳比比皆是。在義和團起義時，屠殺情緒達到了高潮。伊利克·里達爾就在這陣憤怒甫告平息時出生的；當他回中國時，又是另一仇視宣教士浪潮的開始。中國人對凡爾賽條約的不滿及日漸高漲的民族意識，逐開始了“反基督教運動”。他們咒罵宣教士為令人厭恨的帝國主義者，并視中國基督徒為這些洋鬼子的嘍羅。在鄉下，有些基督徒受到攻擊；在城里，宣教士們的醫院和學校就成了罷工、罷課及杯葛的對象。
這一切對宣教士們而言是很殘酷的，他們來到中國既不是為他們的政府，達到進一步侵略的目的，也不是來支持人民叛亂，他們只是來傳揚不帶任何政治意味的福音。這些團体都嚴格規定：絕不准涉入政治。同時，沒有一個宣教士認為他有權去批評其本國政府的措施或其他國家的施政。雖然，有些人在不知不覺中，會以“不參予政治”的幌子，來規避一些困難的決定：也就是在他們的信息中，是否應實際指出反物質主義及和平服事的重要。總之，他們是不涉及政治的。然而，宣教士們是住在外國租界中寬敞舒适的屋子里，這些屋子全座落在舒适、社交獨立的社區里，這一切全是用武力從中國人的手里奪來，并以兵力持守。如此一來，便遭致那些有可能悔改、信主的人的唾棄。
但他們又能如何？這是殖民式的生活，宣教士們無法改革，所能改變的也微乎其微──雖然伊利克·里達爾后來曾呈報：他們支持逐步歸還租界的運動。雖然他們貪婪的政府大量的將鴉片輸入中國，宣教士們在這事上倒挺能持守原則：堅決反對吸食鴉片。不幸的，他們必須住在像伊利克和他父母共住有倫敦傳教區六號這樣的房子：屋子寬大、房間多，前面還有綱球場，租界外圍更有軍隊和警衛守護，以防止任何中國人民前來干扰。這使得宣教士們和中國人所深惡痛絕的任何事都牽扯到一起。
再瞧瞧這些宣教士們分党結派，西方人自成封閉的社交團，的确有很多地方不免令人厭惡。雖然如此，但只要認識他們的中國人都會愛他們。他們不分晝夜辛勤工作；他們照顧并關愛所服事的人。當患難攻擊臨到時，他們常受到先前所服事的一些百姓的庇護。
九月起，伊利克開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做個宣教士老師。中英學院的教職員們很高興見到四百名學生中的一百五十名，在開學當天早上前來注冊。接下來的几個星期，又來了一樣多的學生。學校回复到以前繁忙的景況。伊利克教的是純科學，化學是他的專任科目。他以一貫有條不率的作風預備講章，并為學院實驗室添購儀器。學校當局還希望他同時教些英文課程，這令他感到好笑，因為他從來不曾主修過英文。
學校同時也期望他能為學院的宗教生活有所貢獻，這他倒很樂意做。每天早晨，學校里都有早崇拜，由一位英藉教師上台傳講培靈的信息。伊利克早期的那份恩賜──以最容易明白的話語吸引听眾注意──很快地就使他成為最受男孩們歡迎的講員。每個老師每周在上課時間外，總會為他們班上上一次圣經課程。伊利克從不固守儀文，總是帶學生到他家里去。
就身為老師而論，他凍曾有很顯赫的表現。他從來不曾站在講台上，傳授一些有組織的知識。“我似乎從未真正的去掌握我班上的同學，”一回，他有點儿頹喪的承認。只因為伊利克不是這种人。教師工作對他來說太刻板了，他极愛孩子并喜歡和他們在一塊儿，卻不扮演權威的老師角色。他總是希望和他們嬉笑在一塊儿，幫他們跑得更快些，鼓勵他們，并教些非正課的東西。扮演這樣的角色對他而言是不容易的，雖然如此，他一如往日般的作風──只要他決心做什么，就一定要成功。他的校長后來提到有關他的教學方式說：“隨著年日的累積逐漸增進。”他的教學技巧開始有了進展。
在運動場上，情況就不一樣了。伊利克接管了學院的体育后，沒多久就讓他的學生們在運動場上破紀錄。他本身也找出些時間練跑，很快地，就常和守衛租界的外國士兵賽跑，在跑時總穿著長長的藍色海軍襯衫。（在那個時代，一般人的襯衫都長到膝頭飄啊飄的，而伊利克的襯衫看起來卻比其他人的襯衫還長些！）當他首次在天津賽跑時，不曾見過伊利克賽跑的觀眾都張口惊視。這是次接力賽，只見他如閃電般的向前快跑，在跑最后一圈時終能赶上原先落后的三十碼，并擊敗了多位賽跑能手的美國第十五騎兵隊。
在參加軍隊里的橄欖球競賽時，他所加入的隊伍不曾敗北。在天津，橄欖球几乎是所有球類中最不易玩的一种。從西北戈壁沙漠吹來的風，經常刮走三角架下松軟、呈薄片狀的表層土，風沙吹入球員的眼中，并打在他們的膝蓋上。不多久，球員們就滿身髒兮兮的。這位前蘇格蘭的國際球員卻迷于此道，在開賽后沒一會儿，就恢复以往打葛瑞西亞、伊利克雙翼時那种所向無敵的速度。一次，有個英格蘭士兵在他沖過時，曾冒然的想踢他一腳。“天啊！他的速度真叫人膽顫。”當伊利克呼嘯而過時，他喃喃說道。
該校的運動跑道和橄欖球場一樣破舊，伊利克很快地直接開墾了一大片土地，做為運動場。他以倫敦史達姆福德橋運動場為設計藍圖──他曾在這運動場上獲得几次有名的胜利。當該校這座運動場守工后，天津可算是全遠東區擁有最好運動跑道的地區之一。伊利克本身就是參加首屆年度國際運動員中的一名。
不列顛的民眾，對于伊利克在中國運動方面的成就所知不多。麥克怀特兄弟在一本叫“達到你的記錄”的小冊子中，記載了一九二九年四○○米競賽的世界記錄：“伊利克·里達爾──成績四九·○秒：比賽時間不詳──在中國的某一處。”一九二八年十月，北京及天津時報曾以惊訝的筆調描述道：不知何故，英國竟未邀請伊利克加入英國代表隊，參加該年夏天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奧運會，可見當時伊利克跑的成績一定相當优异。
（通信員如此記載道）這是個鐵的事實：伊利克足可支持該代表隊較弱的一環，成為四○○米的代表選手，同時，他在接力賽方面的潛力是無可限量的。
禮拜前蘇格蘭對內比賽，最高成績：二○○米是二一·八秒，四○○米是四七·八秒。這兩項成績都沒有伊利克成績好，然而這兩名運動員卻成了英格蘭參加阿姆斯特丹奧運的代表之一。事實上，里達爾所創下的四○○米世界記錄，在短時間內是不太可能有人打破的。伊利克本身對這兩項徑賽認為：“如果我和他們一樣受訓，應該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若有人能在四○○米徑賽，成績超過四七·八秒，那就是奇跡。以我對伊利克的認識，我當然相信伊利克這番話并非吹噓，而是陳述事實罷了。他不抽煙、不喝酒，不過無論他身体狀況有多好，他還是須要經過特殊的訓練，才能達到奧運水准。据我個人的看法，里達爾仍然是世界四分之一哩徑賽中最好的選手。
當時，伊利克還不滿二十七歲。就在同一年，為了慶賀日皇加冕，南滿鐵路舉行了慶祝會。日本及法國奧運代表隊都在場，他們才剛從奧運載譽歸來的。“不知什么緣故，我竟然在二○○米及四○○米徑賽中接連獲胜。”一、兩年以后，伊利克在一次訪問中這樣告訴訪問的記者，他的語气一如往常，不愿炫耀任何事。
那次訪問，是在一九三二年伊利克返回加拿大休假時所做的。那次，訪問記者是個名叫RE諾利斯的人，他以冗長的采訪方式問伊利克：從這次“非正式的記錄”（即伊利克參加南滿鐵路慶祝會的徑賽）后，他又當了几年傳教士？
“整整三年，”伊利克道。
“在那個障礙中，是否有任何讓你感到痛苦的事？”
“什么障礙？”
“就是群眾、宗教及牧師的意見所形成的障礙。差會當局是否告誡過你：在你跑步的步伐上可要謙遜些？”
“哦！沒有！”
“你是否得獲得他們的許可，才能參加比賽。”
“哦！不用！”
“你是否認為你腳下快捷的功夫對于你的工作有所助益？”諾利斯不屈不撓繼續以譏諷的語气問道。
“當然。”
“你在講道時曾否講過這樣的題目：‘只要跑你就會有所獲得’？”
“不曾講過。最近我將講：‘賽跑的目的并不在求快速’。”伊利克感到相當有趣。
諾利斯先生支持的采訪，几乎使得每個人都得知伊利克在運動競賽上的成就。
“里達爾先生，你最后一次參加大型徑賽是在什么時候？”
“我想，是在一九二九年吧。我和德國的賽跑大將奧圖·培爾查博士比賽的那一次，他是世界五○○米，半哩及一五○○米徑賽記錄的保持人。”
“結果如何？”
“哦！我贏了四○○米徑賽。培爾查贏得八○○米徑賽。”
“那次以后，你曾否再參加過徑賽？”
“既然你問了，我就告訴你，我還在一九三○年北中國錦標賽中奪魁──不過，就只有這樣而已。”
下面一段話不是冷酷的諾利斯先生誘伊利克說出來的。也就是：和培爾查比賽后，這位德國跑將在觀眾席上以他滿口不標准的英語和伊利克交談道：
“你將代表英國參加下一屆的奧運會嗎？”
“不，我年紀太大了。”伊利克答道。
“多大？”
“二十八歲。”
奧圖·培爾查一听，大笑起來。“年紀太大？我今年都三十二歲了，還准備參加下一次一九三二年的奧運呢！”
根据這位前蘇格蘭賽跑名將的敘述：當時，培爾查接著說：“如果你接受八○○米徑賽的訓練，你將成為全世界八○○米徑賽最偉大的選手。”培爾查本人就是這段距离徑賽的世界記錄保持者。
里達爾那种非正統的跑姿，在天津和在克雷葛羅卡爾特一樣有趣。最有趣的是，有一回當他在跑道上奔馳時，把一名攝影師撞得人仰馬翻。他和往常一樣，臉朝天空跑著，一直不曾瞥見這個可怜的家伙。當時他哥哥羅伯及曉張村醫院的護士長都坐在觀眾席上觀看。這位護士長特別搭乘曉張村里的第一輛摩托車，沿著漫長、滿是灰塵的小路顛簸而來的。
伊利克獨自在場內做百米練跑。“當時的情景我忘也忘不了，只見他頭向后仰就這么沖過來。”護士長安妮·布倩回憶道。“有名中國攝影師，對伊利克這一路過來的跑速并不很清楚，拿著三角架走進他的跑道內。就和伊利克撞個正著。攝影師被撞得飛了出去，三角架也飛得老遠，而伊利克本人則面朝地扑倒下去。我和羅伯立刻從觀眾席上沖下去，只見伊利克躺在那儿，我們赶忙將他扶進帳篷內，那時他已不醒人事。當他醒來時，你猜他說什么？他竟喃喃道：‘我只是气喘不過來而已。’”
另外一次徑賽則成了伊利克軼事中的一部份──由于它太富傳奇性，以致英國胜利者漫畫書將其畫制成卡通漫畫，給男孩子們看──就是有名的“搭船之躍”。由于這一躍，使得“飛躍的蘇格蘭人”的綽號更形鞏固。一九二八年，伊利克在大連參加運動競賽。他參加的最后一個項目是四○○公尺徑賽，比賽時間距他即將搭乘前往滿洲的船支開船時間只有半小時。他又必須搭上這艘船。而跑道离港口間的路程須二十分种路程。因此，他預先找了一輛計程車在終點線附近等候。
伊利克以迅雷般的速度跑完全程，首抵終點線。抵達之后，不敢放松腳步，逕向等候的計程車奔去。突然間“上帝保佑吾王”英國國歌鄉遍全場，伊利克略略一滑才停下腳步。像杆柱般直立著，這時，計程車僅在几碼路外。當國歌結束后，他才再以踉蹌的腳步朝計程車走去。但樂隊又奏起法國國歌“馬賽曲”，原來他忘了這回徑賽的第二名是位法國選手。于是，他再次立正，直等到國歌演奏完畢。
“計程車花了許多時間，”他后來回憶到。“我又跳又赶直到碼頭邊才停止。這時，船已起航了──离碼頭的距离已遠得不能用跳的力了。但有股浪潮將船支向岸推回一些距离。于是我將背包擲過去，再跳上船。我試圖想像瞪羚是怎么個跳躍法。后來我想到一种很類似的跳法，于是我就照著這么一跳，竟然就跳了過去。”
一名坐在車上目睹此景的報社通訊員說道：他足足跳了十五尺之遠。伊利克本來是不把它當成大事，倒是軼事中夸贊這位飛躍的蘇格蘭人，竟能面不改色一跳就是十五尺。
無論在中國或在蘇格蘭，伊利克從賽跑所獲得的快活，及從競賽中不斷的刺激所帶來的快樂，不禁令人怀疑：他對于未曾選擇運動為他終生職業這個決定可曾后悔過？他對于失去參加一九二八年奧運的机會可曾介意過？當奧圖·培爾查告訴他：他能成為最偉大的八○○米徑賽選手時，他當時的感受又如何？當他督導化學班的學生，或者當他浪跡于曉張動蕩不安的荒野三餐不繼時，他難道從不曾向往過体育生涯，從不曾想過若他能終生從事興趣所在的体育活動該有多好？
可怕的諾利斯在多倫多再次以類似的方法訪問他，他依舊以那特有的方式問道：“你對于自己選擇終身傳道這件事感到快樂嗎？你豈不因此失去備受矚目的得意，失去了觀眾狂熱涌向你的光采，也失去了群眾的歡呼聲及胜利后那一杯杯色澤耀眼的美酒嗎？”
伊利克這么答道：“哦！當然，我偶然也會想到這一切，但我很高興自己能從事現在的職業。在一個人生命中，這事遠比其他的事來得重要。誠如你所知的，不是為了會朽坏的冠冕，而是為那不朽坏的冠冕。”
他曾對妻子說：他是個天生的懶骨頭，同時，運動對他而言，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因此，他有過這樣的念頭，認為能靠撞球維持生計就很滿意了。（他是名撞球高手。）“我想，一度他的确很盼望選擇運動為他的終生職業，”她說道：“他說過：如果他能在某項運動項目上靠點小聰明混日子，生活一定相當愉快。但這是他在遇到湯姆森博士之前的想法。”
在阿爾梅德爾那次的聚會的确改變了他的一生。他依舊喜愛──當他往前跑，微風吻上他面頰的感受，沖糨終點線的欣喜，精通或頓悟某事物的滿足感。但除了這些，他內心還有一股更深的渴求。有一次他曾立定心志，將從上帝那儿獲得的生命降服在他面前。或者你會認為，這种降服是种懦弱的表現。然而對伊利克而言，并非如此，它是一种力量的表征。這是意志上的降服，而非被強迫的順從；同時，那股由祥和的信心及真實無偽的謙卑所融合而成的气質，對每個認識他的人造成深遠的影響，甚至到現在他們都還談著他，談論中所用的字眼，若讓他听見了，會領他尷尬的不知如何才好。
一九二九年，當他父親從宣教工作退休后，除伊利克外，全家搬回蘇格蘭。好時有几個人和他在天津合住一幢公寓，他們都認為那段日子是“他們生命中最丰碩的時期”。其中有一人──是個外科醫生──名叫喬治·杜爾靈，曾簡單說道：“我們三個与伊利克為他自己所設下的標准相比所差甚遠。但他卻永遠是我們的朋友。每一回我都能信賴他。同時，沒有任何事物能動搖他。他的愛心偉大得不因任何情況而有所改變的。”
另一位公寓室友史次門·大衛·米克吉文，形容他是一位“完美的基督徒紳士”。對他的夸贊不絕于耳。
“我從來沒听過伊利克對任何人說一句不友善的話，”另外一個說道。
“伊利克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最像基督的人。”
“伊利克极具幽默感。不過，如果有工作必須完成的話，他就會以工作為先。”
有一次，他們受邀喝咖啡，有人發現蒼蠅停在一片餅干上，就忱心細菌傳染，逐警告伊利克別碰餅干。“但伊利克卻小心的吃下那片餅干，”這人繼續說道：“他的動作并非故意唱反調──他從不曾這么做──而只是要向他們證實，其他人若吃下這些蒼蠅停過的餅干，也不見得有何大礙。”
當然，從這些人口中，“像基督”及“基督徒紳士”這一類的贊辭，天天都听得到。他們也以伊利克生活中所表現出的某些物質為榜樣，做為自己待人處事的圭臬。他們所用的字眼比我們現今所用的還夸大，人總是有個傾向：難免把一個已過世的偉大人物神圣化。然而他們所有人，共同指出一項最杰出的品格。
他從每天清晨的祈禱、沉思及讀經當中，支取生活中的力量，自我訓練的動力、及宁靜的情緒。他從這當中汲取生命泉源，領悟一些道理，在這一天當中，就實際的將它行出來，有如似乎登山寶訓不停的縈繞在他耳際一般。他在早晨靈修中獲得什么，他就在當天行諸其他人身上。他以此為衡量的標准，如果感到已逐漸達不到這些標准，就會重新堅守，不愿与人同流合污。這种每日信心的操練，成為這個人內心里獲得能力的泉源，或許也成為他如何跑得好的秘決所在。
有一回，大衛·米克吉文問他是否曾祈求上帝讓他贏得徑賽。他回答道：“不，我從來沒這么禱告過。不過，我曾經為運動會禱告，祈求上帝的名能在會中被高舉，得榮耀。”
當那個被他求婚的年輕女孩說道：“他相信祈禱。每天早晨，總要花一個小時禱告。我曾試著赶上他的靈程，但我差得遠呢！我相信，這就是他生活得力的秘決。他在那段時間里，會想想當天該做些什么，同時他也在那段時間里獲取力量，去完成這些事。”
不論晝夜每當中國學生去找他，他總會撥時間來招待他們。他不會因為過度虔敬，而不喜歡与年輕人嬉笑作樂──“他有惡作劇的傾向。”其中一名學生后來說──任何的惡作劇通常他都有一份。“你和里達爾先生在一起時，怎么能做那种事？”一些母親們都會覺得沒面子而責罵她們的孩子，她們极難想像伊利克竟然也參予了。他的幽默感，化解了許多宣教士間的沖突。在宣教士群中，只要是個性強的人湊在一塊儿，緊張的場面及口角是常會發生的。“哦！宣教士們都是些自命不凡的家伙。”一位宣教士的孩子說道，這女孩當初在天津文法學校念書，和伊利克的弟弟恩尼斯特是同班的同學，也是伊利克未來的甜心，名叫佛羅倫斯。“特別是那些布道家，他們自認是上帝的選民，而其他人都自甘墮落，道德敗坏。伊利克卻不是那樣，他能生活在這兩种人當中。”
但他卻不會讓任何人輕易贏過他。伊利克的內心深處有一堅決的性格──這絕非表面上看得出來的。無論他拒絕在星期天賽跑──或選擇一個新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