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想像一下一九三○年代的曉張。這個小村落位于河北南境北大平原的中心地帶。這里的田野由于久旱、蝗虫以及士兵的燒殺搶掠，已呈荒廢狀態。大家族被強迫住進一些小房子里，每個家庭几乎都遭到饑餓、病痛之患。這里的居民生性單純，雖然看不懂斗大的字，卻都有心向學。他們都是些飽受惊哧的老百姓，人人心里有數：他們的下一頓飯，甚至他們的存亡，都和那些隨時可能經過的日本兵、中國游擊隊、四處游泊的匪盜們息息相關。他們都是些罕少遷移，從事農作的百姓，如今，耕作對他們而言是相當艱困的了。
几世紀以來，中國有項不曾更易的習俗。就是女孩子從五歲起，就開始裹腳，將腳指頭摺到腳板下，擠壓、扭傷兩腳，目的在使雙足不致于長得太大。每天潮濕的裹腳布都要更換一次，并按摩雙足，再纏上裹腳布。主要是希望女孩長大后，兩腳愈小愈好。大凡社會上有地位有身份的紳士，都不愿娶個沒纏過腳的女子。一個女孩子，若未纏腳，就表示她是個奴隸或丫環。在曉張四周圍的鄉野，每個農夫都是個農奴──是封建地主、戰爭、饑餓、干旱及疾病的奴隸。他們虔誠的信奉許多神祗，其中有一個所謂的灶神，其畫像被貼在牆壁上。
每逢過年，都要換一張新的灶神畫像。然后把舊的畫像燒掉。大家相信只要在灶神的嘴上抹些糖，就能保證他到玉皇大帝面前報告這個家庭的行為舉止時，會說些好話。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里，也就是伊利克·里達爾去曉張据點前几個月，日本在北平西南的蘆溝橋發動一小型軍事事件后，逐開始全面攻擊中國。在此之前，蔣介石所率領的國民党因為全力剿匪，無暇他顧，逐予日本可乘之机。几年來，日本早已逐漸殘食中國領土。
由于中國政府無力抵抗，日本逐不斷的滲入中國北方，然后朝向長江沿岸的重慶進擊。最后，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國民党和共產党組成聯合抗日陣線──這是一次不得已而短期的合作。在西北据點紅軍的主要骨干軍隊，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的八路軍隊。同時，各處的游擊隊開始對日軍所占有的鐵路線道發動攻擊。曉張地區的居民們都清楚八路軍早晚要來，到時將是四處烽火，厄運當頭。
日軍對中國展開凌厲的攻勢，試圖使中國蒙受羞辱。他們采用閃電轟炸及恐怖戰術，盼望能速戰速決。一九三九年底──這一年西方世界爆發了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控制了主要的交通干道及中國東部重要的城市，像上海、天津及北平各城。但他們卻無法控制鄉間地區。就在伊利克·里達爾來到鄉村時，中國的游擊隊組織正開始在敵方陣線的背后展開游擊戰。只要他們攻下一個碉堡，或炸掉一載彈藥的火車，日本人就立刻報复在老百姓身上。
曉張的人民正好夾在這种攻擊与反攻擊之間。從天津到上海以及從北平到漢口的兩條主工干線，分別從曉張東面四十哩內及西面五十哩內經過。這兩條干線都被日本人所掌握，但兩鐵路間的土地仍為中國人所控制。在漫漫烽火中，這地區的人民都視宣教士為保護者。在曉張地區宣教士圍地內，有座醫院常常人滿為患，同時，還有座教堂可容納五○○名難民，一些婦女、小孩在空襲期間都躲到這里來。圍地里還有一間大型的女子學校。那時只有宣教士們從事于女子教育工作。
在圍地內有教會，有學校，也有住宅區。圍地前面挂著一張標牌，上面寫著：“中外一家”──“即中國人和外國人全是一家人。”這標牌是義和團之亂后，圍地重建時，中國人張挂上去的。義和團之亂是早期突發的變亂，伊利克的雙親就因為這個變亂，逃离他們在中國的第一個福音据點。
曉張是倫敦差會在大平原地區從事福音活動的中心點。它的面積和威爾斯差不多大，而差會希望伊利克能成為整個地區的巡回布道家，造訪各個教會，和中國牧師們交通，并分擔所接触的老百姓們生活上的疾苦，回答他們的問題，解決他們的難處。對這份工作，他必須完全付出他一向負盛名的耐心。許多時候，他得步得很漫長的途程，或者騎著腳踏車行經數哩焦干或洪水范濫過的土地，這就夠讓他体力消耗殆盡，心神匱管了，更甭提還有气力去避開那群盜匪、游擊隊，以及一大排扛著槍管，查問你往那里去、去做什么的日本兵了。至于戶外布道，不是被雨淋得全身濕透，就是被太陽晒得昏頭轉向，這全視季節而定。當他留在村子里，如果留宿的那家主人沒東西可吃，他就跟著餓肚子。他有時睡在地板上，有時和那些悲慘的老百姓一塊睡在屋頂上。有時他發現到有些村落被燒，男人們全被射殺，留下一家哀痛不已的老老少少，凄慘之狀令人不忍卒睹。
這些老百姓們在日本入襲之前，早已陷入极為可怜的苦境，當時中國內部軍閥混亂，反基督教的情緒達到高潮，此處人民都被波及。當伊利克在天津教化學課程時，在曉張的宣教士們即陷入重重的槍林彈雨中，這片土地也已受到极大的騷動。現今住在蘇格蘭東北方彼得黑德的安妮·布傅小姐，現在已是八十高齡的老嫗，身体卻极硬朗，當時她不在該圍地內的醫院當護士長，后來回憶當時情景，寫了一本冊子：信心的冒險，里面就提到一九二七年所面臨的危難，這危難到了一九三七年又再度复生。
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們接到英國領事來函，命令我們不准遲疑，立刻遷往天津避難。這我們別無選擇。在和中國同工們商量后，我們逐帶著沉重的心情起程。然而，很幸運地，過了五個月之后我們得允許回到此地……。
一九二八年五月，又來了一道要我們轉移避難的命令。是時中國人排外情緒的高漲，我們在一個鄉村据點上，离火車站相當遠。在當時情況下，這樣的勸告對我們而言是合宜的；趁著還能走的時候赶快走。但是，這一次，我們卻反抗了，我們希望冒險留下來，然而當地中國信徒都警告我們：這次暴亂相當危險。他們勸我們一定要走，最后，和他們道別的場面，令人畢生難忘。一位好意的朋友這么說：“你們挺幸運的，有英國領事館保護你們。我們沒人保護，必須完全仰賴上帝。”在這种情況下，离開親愛的朋友們，去面對一個無法預知的未來，那种心境不難想像。
接下來的是永志不忘的五天，我們經由曲折小路橫穿過大平原，我們刻意不走已開辟的道路，主要怕遇到一些士兵，或被兩邊互相敵對的軍隊給抓去。但仍有些狂暴的逃兵，四處掠奪錢財，做為他們逃往敵方的路費。我們的交通工具是一般布道用彈性不佳的二輪馬車。羅雷恩滋牧師照顧我們這些婦女──收士比太太則留在原處：必須有人留在那儿，因為圍地里擠滿了難民。
走沒多遠，我們的馬車夫就感到害怕，拒絕繼續前行。忽然間，不知從那儿迸出了些士兵，要我們把騾子給他們。其中一名士兵用槍對著我們，另一名士兵去解開騾子的配頭。經我們一再哀求，并給了他們一些錢，他們才留下一匹騾子，這是僅存能載我們上路的交通工具了。馬車夫發現折回原處和繼續前進所冒的風險都一樣，逐繼續前行。但是問題來了，我們要到那儿過夜呢？我們四周圍都是行進中的士兵。而我們所經過的每個村庄，看來似乎了無生命，連個活人也見不著，甚至連經常听得到的哭聲及嬰孩嗚咽聲始終也不曾听到。
后來，我們惊喜的發現到一個村落，里面有幢房子外頭挂了衡量理公會布道所的招牌。當我們近前敲門時，一個男人來應門，他只開了一條細縫，用几近耳語的聲音說道：每個人都离開了。顯然他怕讓我們進去，然而，我們走投無路只好硬闖進去，沒想到里面竟躲了好些中國人，全是為了躲避那些士兵的。其中有個人曾是我們醫院里的病人，并認得羅雷恩滋牧師──因為他在五年前曾為那人施洗。我們都稱他韓先生，他在那幢細長的建筑物中，极畫可能的為我們做每件事，希望我們能舒适些。我們一行人進到禮拜堂里是安全了，但是馬車怎么辦？最后，我們把騾子牽到里頭，將馬車給拆了，放到屋詹下，怕被士兵看到！
路上起了一陣塵暴，弄得我們全身疲憊不堪，极其疲累。韓牧師和胡牧師再三挽留，和他們一塊儿避風險，然而，正如以往每當我們碰到絕望的事情時一樣，我們總是將問題帶到上帝面前，祈求他的引導。結果，大家清楚的感覺：我們必須不顧危險，繼續往前去。當晚，我們逐和衣就地而睡，准備明天一大早上船。
次日清晨，由于不須更換衣服，也沒有水可漱洗，我們未敢逗留。他們特地為我們泡了茶，馬車重新安裝好，一切就緒后，我們就离開了。這兩天，天气反常，前一天遇到塵暴，這一天又是風雨大作，滂沱豪雨，每個人的視線模糊了。馬車夫的情緒不佳，他回過頭來，看到我正冷得發抖，牙齒還格格作響，便說道：“上帝現在不眷顧你們了。”其實，這种坏天气反而有利，可使我們免受折磨。雖然在我們沒走多久，就遇上一隊士兵，但當他們和我們談話，知道我們來自曉張耶穌布道所以后，對我們相當友善，還唱起圣詩來呢！至于其他的士兵則匆匆行經我們旁邊，繼續赶路。
我們曾听聞：士兵如何掠殺貧苦的村民。如今總算親眼看到了他們的暴行──他們踢開民房大門，拔出配劍，往那些村民身上殺過去，只听到里面的人惊哧得哭成一團。至于我們，身上已經沒什么值錢的東西可搶了，而我們對自己再度能安全行經該處感到慚愧。那群士兵們覺得：讓我們見著他們的同伴們殺人，實在是件丟臉的事，逐顧意護送我們一程。無論如何，我們不希望他們這么做，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自己前行比他們護送更為安全。
很快地，另一批士兵又追了上來。他們咒罵我們有后台保護，而且破坏了條約權利。最后他們赶上我們，要我們下車步行，他們則輪流坐到車上。事情令人厭煩，我們愿意走路，卻不喜歡那种充滿緊張气氛的安靜。還好，他們的敵人從后頭追來，他們才惊惶的逃走。
對于曉張地區的教宣士而言，當時的生活似乎是一連串的惊駭和逃難組成的。甚至在日本入侵之前，中國內部戰爭就使得他們的工作屢次中斷。
一次，一位中國軍隊的將軍偕同他的部屬來到醫院，這名將軍有錢、有勢，還有許多妻妾。我陪他在醫院里繞了一圈，當他看到那么多嬰孩又病又餓的樣子，眼眶里竟充滿淚水。我向他解釋：由于內戰不斷，我們無法獲得牛奶，只好用當地的豆漿代替，而事實上，牛奶的營養要比豆漿要來得更高。他什么話也沒說，過了几天，派人送來了許多箱罐裝奶粉。這位將軍竟然動了慈心送來禮物，這簡直不可思議。因為他向來是個不需要宗教，而且在戰場上見到撕殺流血的情景也不眨眼的人，究竟什么因素，使得這樣的一個人，看到嬰孩缺乏營養導致衰弱，竟然心軟？這我并不明白。不過，這之后他再沒有机會行善了，因為不多久，他的軍隊就被擊敗，他本人則在离曉張一哩外的地方被殺。
這個時候，伊利克的哥哥羅伯和他太太、女儿都到醫院里工作。羅伯曾在愛丁堡大學受過醫師訓練，而好的醫師在曉張极受重視。在這個福音醫院中，已有一百多個床位，而且還在增加當中。雖然醫院中有設備良好的嬰孩診療室，但嬰儿的死亡率卻高得惊人。許多几星期大的嬰孩都死于痙摩，主要原因是染上了破傷風。因為當地嬰孩出生后，一般的處理方法是從地上抓起些泥土塞進一碎布里，用這塊布纏住臍帶：然后，就讓這沒清洗過的嬰孩躺在一側。
中國不產乳牛，而水稻的養粉對嬰儿來說是不夠所需的。同時，母親們因為長期在田里工作，奶水不足。為了彌補這項欠缺，福音醫院特設立了一個豆漿廚房，在廚房里將黃豆磨碎，然后再加上必須的鈣和糖。豆漿對中國人而言算是便宜的，大家都賣得起。而奶粉根本賣不到。至于他們的手術還是挺危險的──經常會發生意外。安妮·布倩提到：有個被人認為患了腹瘤的婦人，被送進手術室：“沒想到她很快地連續生了四個孩子，但很悲哀所有的孩子都陸續死了。”
伊利克在五歲以前曾和他的雙親一塊儿住在曉張，當地人對他們都有印象。由于他父親的個性相當吸引人，給大家留下好印象，逐使得伊利克在許多村庄里成為受歡迎的人。一開始他帶著翻譯員王汾喬（譯音）一塊儿環繞合村落，每天一早起來，他們就騎著搖搖幌幌的腳踏車開始巡回布道的工作。一回，伊利克在一封快信里，以相當輕快的語气描述：
這天天气相當好，晴空万里，北方不時送來陣陣微風。王先生不是個騎車能手，所以我們車騎得很慢。由于他知道許多捷徑，使我不必忱憂該怎么走，這的确輕省多了。中途我們在泉頭（譯音）附近的一個小地方歇腳。那里有一家木匠活，這店同時兼做旅館生意。我們只在那儿逗留給十分鐘，在這段時間里，和一位老先生談起我們正在做些什么。這店看來相當忙碌：他們正在准備許多比平日所做的更加簡陋的棺木。這位老先生──大概八十來歲，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很有舊日中國士紳的風范。我們离開他之后，還從一座廟旁經過，見到這廟旁邊种了一棵筆直碩大的楊柳──實在是個明顯的界標。是時，我們見到遠方泉頭上方有日本國旗正飄搖著。他們的軍隊每隔一段時間，總會出外遠征，不過規模都非常小。而這一天，我們連一個日本兵也沒遇著。
我們去的那個村庄，村人多忙著紡紗，因為這一年政府希望出產土產布，逐使得這許多人忙于紡織。今年南坎地帶作物欠收，生產量僅占平時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因此，大家忙于織布，以巾補生活費用。
黃昏時分，我們來到王汾喬所住的村子，他為我找暫住之處。最后我住到一家有男孩在曉張念書的人家，這是個相當大的家庭，成員有二十多人。去年，霍亂猖獗，這家庭有四個人在很短的時間內，因染上霍亂相繼去世。
在曉張念書的那男孩學校里的課業已是最后一學年了。女主人很客气的讓出房間給我住，他們一家人對我非常好，也照顧得無微不至。每天晚上，他們都聚集在我房里，附近的鄰居也紛紛加入。我們總以詩歌開始聚會，這些詩歌都慢我慢慢教他們的，一星期后，他們學會了好几首新歌。至于那些老婦人就很累人了。她們的學習能力和其他人相比，實在太慢。每一天，早上及中午我都到附近地區舉行露天布道，下午四點种左右就离去，如此我才能在太陽下山前赶回住處。
這整個地區被八路軍搞得烏煙瘴气，學校被解散，四十五歲以下的人全被強迫加入八路軍。如果你要進入這些村庄，在守衛旁邊通常有個石板，上頭還有兩、三個字，你必須知道這几個字，才能進入。
這些村落在某些特點上雖有不同，但大致說來非常類似。當我們初到一處地方向當地人問路時，沒有一個人愿意吐露一個字。后來我們發現一騎兵團駐扎在那里，因此，每個人都不敢指引任何方向。大部份地區，人民全被生活重擔所壓，稅收還不斷增加。
今年農作物欠收，他們逐勤于紡紗織布來貼補家用，至于食物更是缺乏。每次，我總會在某處停下來，然后招呼附近的人聚集，首先，我會談到他們的困苦和重擔；之后，我就改變話題；開始讓他們了解：這個世界處處有重擔、痛苦、掙扎，而基督徒能這當中獲得心靈上的自由，很快地，他們逐漸忘卻本身的痛苦，開始想到全世界其他人的重擔。
當每個人都想到自己和其他人息息相關時，那的确是很美好的時刻。我記得，有一晚，我到一個相當貧困的家庭里吃晚飯。這個家庭里所用的燈光相當黯弱，只以看到周圍的東西，稍遠一點的地方，東西就模糊了。依稀可見室內有架織布机，他們從早到晚都不停的織著布，直到天色已黑還不停止；整天不斷听到卡搭！卡搭！卡搭的聲音。是時，這屋子的主人陪著我，在微弱的燈光下，約略可看到他妻子正在起火，預備晚餐。有個曾在晚上來參加過聚會的小女孩，正以期盼、渴望的眼神望著我，就像個“在世界光中”的小孩。
晚飯快結束時，隔壁的兩個年輕人，各自端著一碗稀飯，出現在門口。進來后，他們蹲在地上，開始談起英國人用餐的禮俗和習慣，說著就笑了起來，之后，他們要求我說英語。不多久，我們就唱起歌來了，其中有一段，我先用英語唱，再用國語唱，然后，我教他們用國語唱，當他們開始用國語唱時，我就用英語唱同一段，如此一來，我們全都笑了起來。在這歡笑的團契中，我們暫時忘卻了眼前的苦難。
伊利克待人有個重要的秘決，就是他愛眾人，而且能和每個人交談。那一地區的中國人都愛戴、仰慕他。他們很快地發現：當他們起紛爭時，他是最佳的調停人。“李牧師能解決這事，”他們會這么說道：“去問問李牧師看他怎么個看法？”
李牧師也善于和日本人打交道，當時日本軍和八路軍每天都會發生些小型槍戰，附近經常有連綿的槍火及隆隆的机關槍聲。“無論別人對他態度蠻橫或大聲質問，他都是以笑臉回報，性情實在是馴和。”他的一個同事說道：“后來，日本人開始小規模的迫害行動，或審問或驅逐曉張的宣教士。然而就因為他始終笑咪咪的，使得他們一再白費心机。一次，他被軍司令召去審問，那一回他單獨騎車進城，共走了七哩路之遠。憲兵隊試圖恫哧、警告并指控他卻都無效；伊利克總是那么愉快而鎮定。”
他為了和在天津的家人團聚，必須經由中國統轄區進到日本統轄區內。每個哨兵總會搜查他的衣服，甚至他的鞋子，看他是否私藏信件。有一次，一名日本哨兵攔住他，并想拿走他的羅盤。“我告訴他們：這東西對我而言比對他們更有用。”他后來解釋道。因此，他們就容許他保留那個羅盤。
福音醫院里的一名醫師曾提到：由于伊利克·里達爾曾告訴他們一番話，使得整個醫院即使在遭到最大的逼迫時仍然散發出祥和的气氛。伊利克這么告訴他們：
我們可以救助四种軍隊的傷兵：日軍、中國中央軍、八路軍及日軍統轄下的中國軍隊（他寫道）。這地區的人民對于前三种軍隊，究竟較偏愛那一种，意見并不一致。其實他們和大部份的人民差不多，關心他們的錢財、食物更甚于他們的國家……這些軍隊或途經此地，或使用我們的布道所做為行動基地所在，總會來醫院里來瞧瞧……由于他們的到來，經常在村庄里造成了一大批的難民。我們把所有的老弱婦孺全帶到教會里躲避。這正顯示出：在他們心目中，我們是安全的避難所，即使漫天烽火，這里依舊是牢靠的。
伊利克曾告訴醫院里的醫護人員：要對待所有的士兵如同上帝的儿女，因為他也眷顧他們。這位醫生并提到：對伊利克而言，他并不分什么日本人或中國人，士兵或平民：因基督曾為所有人受死。
由于戰事頻仍，處處滿目瘡痍。甚至在教會崇拜當中，也難逃炮彈轟炸。一次，伊利克正准備在外頭舉行浸禮：
星期六晚上，連續好几個小時，我們都听到遠方有隆隆的槍炮聲。星期日一大早，當我們在吃早餐的時候，日軍偵察机已在我們頭頂上盤旋。它一圈繞過一圈，然后离去，但不久又飛了回來。此時傳說襲擊已逼近，當天，我們崇拜的人數比以往少了許多，其他村子的教友全都缺席。
當我正對那些將接受浸禮的人講道時，空襲警報突然響了。炸彈爆炸的聲音相當可怕；后來，我們發現有兩個被炸處离教堂相當近，一個就在我們外頭的轉角處。我們沉靜了好一會儿，然后，我們又繼續進行……，直到聚會結束，沒有一個人离開教堂，我們繼續唱詩并分享見證。
當地沒有軍隊駐守，因此，日軍很快地攻進城里，日軍全部共有三十一輛卡車的士兵到來。他們搜查每一個角落；也進到教堂里來，看到我們的情形，沒說什么很快地就离去，但沒多久，突然又折回來，叫我們把教堂外面所寫的字擦掉。他們進到這城市的時間很短，前后或許才四個小時，其中只有一個人被炸彈炸傷。他們在主要的街道上張貼告示：要大家不要怕，因為他們只是在和“盜匪”作戰而已──他們是指八路軍。結果，他們還算信守諾言，沒傷害什么人，也沒掠奪就走了。
在那時候，伊利克親眼見到周遭所發生的一切事，對他影響相當的深。安妮·布倩小姐還憶及：有一回，當伊利克到一個村庄時，日本兵才剛剛出了村子。他們從一個家庭里帶走一名男人，直逼問他一些問題，但那人誓死不答，日本兵立刻就把他射殺了。事后，伊利克告訴她：“我沒什么好說的，只是站在那儿。之后，我說道：‘上帝可能做些什么？’”布倩小姐已是八十高齡的人，說到這里時還不停的擦眼淚。“他是這么富同情心的人，”她說道：“從來不多說什么，但你卻能從他臉上看到那悲憫的情怀，你永遠可以從他的臉上見到這樣的神色。”
“在當時那种恐怖的情況下，不斷有人死傷，”安妮·布倩回憶道：“其中發生在霍洲（譯音）的一件事最為可怕。那回，伊利克听說一個人正躺在村外。原來日本兵以為已經殺死了這個人──一名四十來歲，身材結實肥胖的男人──沒想到，這人竟然沒死。而他的脖子被深深地砍了一刀。事后，他就這么躺著，足足躺了五天，才被人發現。
“我還記得伊利克當時的神情。碰到這种事情，你實在沒什么好說的。而他的情感此時盡流露在臉上。哭泣？不，他的難過不是哭泣所能宣泄的。”
“當這人被送進醫院后，麥克科爾先生和葛雷哈姆醫師立刻為他進行手術，手術結果相當成功。這人終于活了過來，后來，他成了基督徒。同時，他們還發現原來他是個藝術家。”
全愛丁堡城有許多家庭，至今仍挂著這人的藝術作品。這是因為當他痊愈后，為了表示謝意，送了許多幅畫給伊利克，伊利克則將這些畫的复制品當做禮物寄回家鄉。以下是伊利克在家書中對這事的描述：
當我從天津返回曉張時。我和同工們都听說有個受傷的人正躺在一座廟里，那廟距我們福音醫院有二十哩遠。沒有一個馬車夫愿意冒這個危險去載那位傷患，他們都害怕在途中會遇上日本軍隊。幸好有名馬車夫說：如果我陪他去，他就愿意去。他們對我們實在极俱信心！！！對他而言是相當危險的事，但我卻不覺得有什么危險。
二月十八日星期六當天，那名馬車夫先行起程，几小時后，我就騎著腳踏車跟了上去。到了晚上，馬車夫來到距曉張十八哩遠的霍州，在這里有我們宣教机构的房屋。我多騎三哩路，到北林渠（譯音）去見村長，和他商量并安排如何搬動傷患。這名傷患躺在距村庄一○○碼外的一座廟里，這廟因為很久沒人清理，加上風沙不時吹入，就顯得破舊髒亂。
沒有一個家庭敢接待這名傷患，因為害怕日兵突然來襲，一旦被他們發現這個家庭和軍事扯上關系，必立刻搗毀這個家，家里的人都將跟著遭殃。
這人在廟里已經躺了五天。他的一個朋友天天送食物來喂他吃。地上鋪著一床薄薄的墊褥，他就躺在墊褥上。當我想起這些天來，不論晝夜，天气都相當寒冷，尤其每天晚上，气溫若不是零下好几度，總是會降到零度左右，實在很訝异他竟然還活著。此時，日本兵（一輛坦克和十輛運貨汽車）正駐扎在一哩路外的隔壁村子。
我告訴那位傷患，明天一大早，我們會回到這里來，之后，我就折回霍州。那天晚上，當我躺下來，身上裹上那件舊羊毛外套后，腦海里所想的盡是明天的事。万一我遇上了日本兵，該怎么說？我伸手去找那本中文新約圣經──我總是將這本圣經帶在身邊。翻開后，看到的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當我讀到第十節時，發現這似乎就是上帝給我的答案：“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上帝好象在對我說：“要誠實，要正直！”我就合上圣經睡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們就上路了，當我們行近第一個村庄時，有個人站在村庄入口，很殷勤的招呼我們進去。我們很順利的進了村庄，在我們通過這村庄時，日軍机械化部隊正在該地四處巡視。很幸運地，我們都沒碰上。
這一路上，好几段路到處坑坑洞洞的，看來好象是要拓寬溝渠。在上坡時，我們的馬車還翻倒呢！上午我們就來到北林渠，并進到廟里，這一天正好是中國農歷的大年初一。許多人都到廟里來燒香拜佛，他們甚至在這名傷患旁邊燃著香。我拜托大家先出去一下，并告訴他們，病人或傷患需要新鮮的空气，這种香火煙味對他們的身体并不太好。后來，我想到先知彌迦那番發人深省的話──“我朝見耶和華，在至高神面前跪拜，當獻上什么呢？豈可獻……燔祭么？……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析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怜憫，存謙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我們將那名傷患抬進馬車里，然后就离開了。到了霍州，我們听說在不遠的叉路上，也有類似的一個傷患，可以把他一起接回去，于是，我們決定去看個究竟。當我們到了龐庄（譯音），就直接去找村長，他和其他几個人逐帶我們到屋外一列庫房中的一間。有好几個人先去通知這名受傷者，說有個外國人要見他，要他別害怕。走進了庫房，在黯弱的燈光下，我見到一名男子斜依在一張床上，頸子部份用一塊髒布裹著。他是被日軍包圍的六個人當中的一個。日軍要他們跪下來受死，其他五個人全跪了下去，唯獨他依舊站著。日軍官長就是向他，抽出劍朝他砍了過去，從他的后頸到嘴附近砍了很深的一刀。他就倒了下去，看來像是已經死了。當日本兵离去后，村人都靠過來，發現他還活著，就把他扶到這個庫房里來，他在這里已躺了好几天。
后來伊利克曾描述，在回曉張醫院這一路上的顛簸途程，這當中距离十八哩路，沿途有日机不斷地在頭頂上盤旋，一哩路外也有日軍在行軍，方向還和他們平行呢！到了醫院，第一位從廟里救回來的病患，因為不支而過世了。
無疑地，伊利克·里達爾的這些事，住后几個月成為牧師們講道的好題材。當他們現成的例子：“伊利克·里達爾從廟里救出了一個將死的人，而當時，一些毫無怜憫心的人竟在一旁上著香。”那需要再重述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如此一來，許多人紛紛效法這位旅行布道有的所做所為：在窮人中廣施善事，對那些單純的百姓們傳講天國的福音。
在安妮·布倩的記憶中，伊利克·里達爾的确是這樣的一個人。
“哦！他是個极具吸引人的人。他的眼珠子總是閃爍著神采，他有臉上永遠挂著可親的笑容。雖然如此，他是個相當文靜的人。不過，如果他開口總是言之有物。無可置疑的，他里面有這第一股力量。他為人仁慈，態度親切。因此，所有的人都愛他。他經常分擔別人的憂苦，并讓他們知道：他多關心這些事。
‘伊利克，你真正的感受究竟如何？’有一回，我問他：‘你對自己离開都市和擁有优秀學生的學院，來到這里，并在各樣天气下都得四處巡回布道的抉擇，是否感到后悔？’（因為巡回布道必須在野外舉行，這你是知道的）。他絲毫不猶豫的說：‘沒這回事，我從來不曾得到像在這里工作時，得到那么多喜樂和自由。’”
而天津本身也不見得是個安全的避難所，因為日本人已完全控制了該區。在那里，不時有零星的游擊突襲戰斗，城市里的緊張气氛与日俱增。當地中文報紙被禁，日本人以中文發行的報紙，硬分發到每個家庭，還強迫每戶人家付報費。在天津的英國報紙，這是中國北方的外國人獲得消息的主要來源，由于大膽的評述了日本軍隊的一些問題，逐立刻被禁止──只有英、法租界區除外。日本人統轄了該區的運輸、鐵路、郵局以及貨幣。
日方為了獲得戰爭時的物資來源，逐大量傾售海洛英到這個區域。在戰事發生之前，伊利克就曾見過一些海洛英走私者在中國東北及北部地方活動。當時，甚至在禮俗嚴峻的中國，一些火車上的售票員還容許小販們公開在車廂上兜售。如今，此區全由日本人統轄，海洛英自此傾銷此地，廉价日貨也充斥在城市。
一九三九年，當他第二度休假時，很慶幸地能將全家人帶离這個地區。他先帶佛羅倫斯和女儿們回到加拿大，將他們安置在岳母家中。之后，他才支身返回蘇格蘭──并在此開始另一回合的公開演講及應邀講道。在蘇格蘭的朋友們發現到：這回，他比以前要嚴肅些，頭發也比以前少了。如今不列顛正對外作戰，伊利克立刻自顧加入RAF，成為一名飛行員。
至今，佛羅倫斯一想起這事，仍覺得有趣。她談到：伊利克就是這么一個富怀舊浪漫情怀的人。這是他的本性：為了重要的事，他能瘋狂的去沖去撞，就像做個戰斗飛行員，這是再危險不過的工作了。
但他們拒絕了他的申請。他已經三十七歲，這么大的年齡實在不适于從事飛行任務。他們給了他一份從辦公桌的工作。試想當他在中國歷經一切的苦難，所有的干旱、洪水、躲避空襲及与家人分离的痛苦之后，如今有這么一個舒适的工作，每天穿著神气的制服，還能和妻儿時常相聚，這他應該會動心才對。但他卻立刻答道：“如果你們只想把我定在辦公桌后頭，那很抱歉，我還有更重要的工作等著去做。”一九四○年，佛羅倫斯帶著孩子們前來愛丁堡和他會面，五個月后，他們又再度起程，前往中國。
這一回，他們險些無法到達目的地。因為他們所搭乘的船──五十艘護衛艇中之一──在愛爾蘭海上被魚雷擊中。
這事發生在晚上八點半鐘，那時孩子們都已經睡了（伊利克后來這么寫道）。我們不太能确定這是一顆僅只雷管爆炸的“未爆炸魚雷”呢？或發射這顆魚雷的距离過遠，以致于威力不足？還是就在我們的正下方爆炸？我只能說：從我們在船艙里所感受到的震力來判斷，我們的确是被擊中了，然而僅僅是雷管爆炸而已。我們沒有接到任何要上到小船的警告，不過，我們信號，是打出要所有的小船排成反“万”字形。
第二天晚上，我們失去了護衛艇隊后頭的一艘船。這時，海面波濤洶涌──很難測知潛水艇的行蹤。次日，護航艇离開我們到別處去了。這天是這些日子來最難渡過的一天，大約在上午十點鐘左右，距我們四分之一哩外的一支小船被魚雷射中爆炸了，在兩分鐘內就沉沒了；那船一定被擊中了引擎鍋爐。我們全都上到四板上，准備上到小船，這時每個人心里都七上八下的。約到中午解除警報響了，我們這才回到船艙吃中飯。才剛起航不多久空襲警報再度響起。另一艘船又被魚雷擊中了，好在沒有沉下去，后來听說它情況好轉。至于最后它是回航或繼續向前航行，就不得而知了。
我們依舊以護航隊形往前行，只是現在沒有護航艇護送了。到了下午茶時間，他們做了個決定：認為以這种護衛艇隊形前進，太危險了。因此便拆散艇隊，每艘船各自全速前進……從這一刻起直到第二天早上，气氛始終很緊張。到了下午六點鐘，無線電傳來消息，最后兩天，一直行駛在我們旁側二○○碼遠處的船支被魚雷擊中了。十分鐘后，又有另一艘船被擊中，到晚上九點鐘時，我們听到消息：有艘潛水艇已浮上水面，正和護衛艇隊中的一艘艇船展開海戰。
我們的船全速向前航行，比平常速度快了許多。一整個晚上，船上所有的乘客都和衣而眠，每個人都准備好救生帶，准備隨時逃生。次日，緊張情勢終于解除：我們已离開一般潛艇活動的區域；只有遠洋潛艇才能航行這么遠，好在這种潛艇為數不多。由于船支在翻滾的海面上加速前行，使得許多人再度暈船。人那時起船上安靜多了，再沒有興奮的喧嚷聲；這一航程，真是夠受的了……
兩個孩子都還好，只是特利西在最后這兩天開始咳嗽。他們一點儿都不怕，因為他們并不了解。船艙內的乘客個個相當友善，船上的水手們也特別肯幫忙。在沉船事件中，死亡人數不算多，五艘沉沒的船支中，只有兩艘是英車船，而且都是載貨船長。据估計，若船上乘客全部死亡，總數也不會超過八十人。然而，這八十人的過世卻意味著許多的哀傷和痛苦！
他們最后停泊在新斯科夏，之后，到附近的多倫多略作休息，在一九四○年十月底前，開始起航返回天津。伊利克將他的家人安置在都市里，自己又返回曉張繼續工作。他發現這里的情形比以前更糟，曉張成了一有高牆圍繞的守備隊駐防村落。伊利克從他臥室的窗前望去，覺得這里像是“帝國的前哨站”之一。他見到一大堆無精打采的人，正被迫修筑一條行經曉張東側的汽車公路。
日軍強行征用道路沿途的土地，而不曾給予地主任何賠償（他寫道）。同時，日軍為了筑路，不斷的向前推進，甚至將一些古墓園及墳地全部鏟平，而當地的居民忍受這一切的欺壓。這使人聯想起：古羅馬帝國對集体民眾施以壓力，致使民眾產生恨意和反叛思想，這股怨恨怒潮正与日俱增。
日軍并無法輕松的占領這個地區，有中國八路軍隊和他們盤旋著。在伊利克休假前及休假時，在布道所圍地的四周，兩軍正展開激戰。安妮·布倩小姐還記得：有一天，一名日本軍官傳來命令──要將馬車和軍需品停放在醫院門口的牆邊，并派二十名士兵看守著，他們知道中國人不會對醫院開火。經過一整個早上隆隆炮火聲后，一日本軍官預估：到下午三點鐘，八路軍必定覆敗。然而兩小時后，日軍全面撤退，各自逃命去了。
這實在是個令人不安的時刻。第二天，靠近布道所的一個村庄完全被掃平。其他的村庄也慘遭蹂躪。許多人死亡，也有許多人受了重傷，再度有一大群傷患涌進醫院。醫院里的病床有限，只好將一些病患安置在附近的教堂及教室里，傳教士們在醫護人員的監督下，幫著煮滌外科手術用具及做些更換衣服等工作。日軍卻在這時來到醫院到處檢查一番，而中國學童們得排成隊伍，向他們鞠躬表示歡迎。
當時，一名年輕的布道傳教士亞雷克斯·貝克斯特曾在醫院里幫忙，他曾向當地中國的高階層份子求援，卻遭拒絕。“我們為了醫院里的難民向他們要些食物，但他們不但不肯給我們谷物，連煮谷物的爐子也不愿意給。從這里就可清楚看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基本觀點上有多大的差距。任何人都會期待他們能分擔這些宣教士們的重擔。因他們曾見到我們正照顧他們數百位的同胞。我們除了照顧這數百位傷患外，心中還不時記挂著：那些為數更多，無法到我們這里來的傷患現在究竟如何？每思及此，總是不敢再往下想。”
伊利克繼續在各村庄巡回從事他的牧養工作。所到之處情勢相當緊張。每當他到達一個村庄時，總會發現有人在近郊守望著，以備有消息時好盡快通報村里的人。一次，他到一個教會去主持婚禮，當地的人因過于恐懼，都不敢跨出大六來參加婚禮前的崇拜。他對這次婚禮做了如下的描述：
星期六是個偉大的日子，新郎先繞場一圈，向所有的親友及來參加婚禮的賓客致意。到了十點鐘，大家才聚到教會里，新郎倌一身嶄新的衣袍，肩頭上斜背著條紅色帶子，胸前還別了一朵大紅紙花，新娘子是乘轎子來的，她下了轎后便走到教堂入口處。這天天气相當寒冷，還是個起風天，新娘子看起來很冷的樣子。雖然會場都坐滿了會眾，也有很多小孩子在場，但在整個婚禮中，大家都盡量保持沉靜。
當行禮完畢，宣告過婚禮祝福后，我們轉往擺設婚宴的地方。雖在恐懼和警報聲中，一切的活動仍然進行著。一整晚，隆隆的槍炮聲不斷自一哩外傳來，是對著正在筑路的人們而發射。但這一晚在霍州，我們卻在一塊儿聚會：禱告，贊美、感謝，并思想到如何貢獻一己之力，使這世界變得更美好；這對新人的新婚之夜雖是在槍聲的陪伴下渡過，然而他們的內心卻滿有歡喜和愛意。
我在那儿待了一星期，一面帶領聚會，一面和該地的人們話家常。我本來打算在星期六那天离開的，但原來准備搭乘的馬車一直到天黑才來。原來是被八路軍忱擱了，他們禁止所有的馬車行駛。今天，當我們返回時，一路上除了有個地方外，倒沒發生什么事，對方一定誤將我們看成八路軍，而開了兩槍。我們立刻停下腳踏車，站在原地不動。直到他們發現錯誤之后，我們才又繼續前進。
我的工作是到各地的教會巡回布道。現在，我到西南方一個從不曾到過的區域。每次，當我一出門，總是不斷的給予又給予。同時，還試著去了解當地的居民，并在這兵荒馬亂，無絲毫平靜可言的時候，試著傳講一些鼓舞他們，使他們獲得心靈上安宁的信息。
如今，宣教士們已了解到一個事實：他們在曉張的時候不多了。顯然日方對在中國的英國人仍舊抱著容忍的態度，但遲早有一天，他們會視英國人為敵人，那時他們就無法像現在這么自由了。此刻，全中國已陷入動蕩中，戰事開始時，國民党和共產党曾聯合抗日，但逐漸地就演變成兩個中國之爭，紅軍和國民党軍隊各自抵抗入侵者。在一九四一年初，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和共產党停止往來。全國各地的共產党軍隊，在物資上的供應被切斷了。同時，國民党軍隊也將封鎖的方向轉向共產党的根据地陝西，完全封閉該地區。因此，如今的情況是政府軍作戰，共党軍与日軍作戰，同時，政府軍也和共党軍作戰。
在這錯綜复雜的形勢下給予入侵的日軍一絕好机會，軍隊大量涌進全國各地。但他們的入侵也不盡都那么順心。一九四二年，一位通信員寫了篇報導，報導內容談到一些极年輕的中國士兵，那种不畏縮的壯志、決心給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這篇報導是在長沙之役后寫的，長沙位居湖南省的中心，在這為期十天的戰役中，中國軍隊大胜日軍。他這么寫道：
現在這里到處可見到戴著藍色頭盔，身著淺藍色棉袍制服的年輕士兵。他們從留有炸彈瘡孔的防空壕中走了出來，在日光之下神气地闊步走著。我們替他們照像，他們每個人都開心地笑了。他們很盼望和人談這次戰役，言談中他們以格外敬佩和充滿感情的語气提到了李團長──是他誓守在長沙城內。“在中國，一個將軍或長官能受到他屬下如此的敬重，實在不可思議”其中有一人這么說道，他這一番話絕非吹噓，因為這些年輕人──手中擺弄著刺刀，雙眼朦朦地凝視著行經前方的棺木──是群任何國這都會引以為傲的士兵。他們大多都是湖南人，為保護家園挺身而戰──這些多半是農家子弟，臉龐像粒紅透了的苹果，言談舉止間洋溢著歡樂的气息。他們曾等了一個冬天，當嚴冬過后，他們就在所住的碉堡附近种些蔬菜。當你走到側街，透過前排的一列刺刀，就可見到后頭波狀鐵皮房子上長得正盛的萵苣，這种景象實在少見。
我們跟著這群士兵行經一條被炸毀的街道，街道旁一些被炸得焦黑的建筑物還在冒煙呢！偶然可見到一單獨的木柱仍舊立著。樹的殘干或街燈柱上彈痕累累，像個受重傷的人，血還不斷地淌著一般，而這些木柱上的彈痕看來依然那么鮮明，似乎是几分鐘前才射上去的。這里到處留下激戰后的殘跡，屋子里橫尸遍地，同時，鶴嘴鋤的聲音在寒冷的冬的早晨四處回響著。到處一片死寂……這不夠暖和的冬季陽光下，飛机在城市高空盤旋著、戰斗著……當机群离去后，城時更寂靜了。突然我們听到豬只的悲鳴聲，往角落瞧去，只見三名湖南農夫推著他們的手推車──這种推車兩邊中間處各有一個巨輪，側面呈彎曲狀，車上的雕刻极為細致，堪稱現代工業藝術的珍品。手推車上載了几個小孩子，這些孩子腿上綁著鮮紅的護脛，頭上圍著羊毛巾，他們臉上天真無知的表情与農夫們的表情回然不同。這些農夫們看來神色冷漠又哀傷，過多的漂泊生涯在他們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傷痕。緊跟著農夫后頭的，是悲鳴不已的豬群。農夫們告訴我們：他們正准備回到河西岸的家園去，當士兵們給他們通行權時，他們在黑頭巾下的好張臉，才松了口气露出些許神采……
原先，日軍企圖占領當地的墳頭──自這墳頭處可俯視全市。在這里他們只要攜帶著重型槍械，就可控制要塞，結果他們的万事俱備，就獨獨欠缺了東風──他們根本無法運重型槍械上去，因為公路全被游擊隊給切斷了。他們只是空有理論，卻無法將之付諸實行。他們憑空打這一仗，自然注定要失敗。
在那次戰役的前一年，伊利克和他的同工們被迫遷离曉張的布道圍地。几星期前他們就知道了，因為那時他們已察覺到日本人的態度有所改變。戰爭初期，日軍對境內的英國人態度相當謙恭──他們是曾腰間配著刀，在醫院門口徘徊，但安妮·布倩卻可掌握這一切，她知道如何使這些人回到他們的崗位上去，但是現在，這些日本兵開始闖進他們的家里，喝得爛醉，還不時揮舞著他們的刀。一天，安妮·布倩很匆忙的沖進醫院的手術室，為了件緊急的事想找一位醫生，卻發現一個日本兵將這個醫生按到牆上，并以短棍不斷的打他。她快速向前，一把抓住那士兵，并說道：“我要找這位醫師。”那名士兵哧了一跳，這才离去。對她而言，這明白的顯示出特權已有改變：他們的長官也不再約束部下的行為了。
一九四一年初，日方命令宣教士打點行李，兩星期后一定要离開。同時，离去時不准攜帶任何東西。期限到了，他們將房屋的鑰匙交給日方，徒步到車站，開始他們前往天津的旅程。后來，他們听說整個嘵張村全被炸毀──毀得片瓦不存。
此時，戰事頻仍，伊利克愈來愈擔心在天津的家人的安危。如今，英國人隨時有可能被拘留，這時將他們安置在天津可是智舉？佩特利亞和席瑟儿才在學走路階段，此外，佛羅倫斯還怀了孩子。他和差會最后決定，要讓家人离開天津，回到安全的加拿大。
“要做這個決定很不容易，”佛羅倫斯回憶道：“我一點儿都不想离開。但我們确定，日本遲早會加入二次世界大戰的。伊利克可以和我們一塊儿回去，但他不覺得應該离開。他說：如果我帶著孩子回加拿大，他就安心多了。他很擔心他們會把我們母女抓去當人質，若真如此，他也信不過自己了。我從來不認為他是那种把工作擺在第一位的人，情形絕不是這樣的。他只是覺得別人都留下來了，他也必須留下來。”
當他和妻儿道別時，他曾否想到：自己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佛羅倫斯是從來不曾想過。
“我腦海里從未曾閃過這個念頭。心想：頂多分离個一、兩年。即使到了后來，我也沒想到伊利克會發生什么事。我真不懂自己當初為何那么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