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五月，佛羅倫斯帶著兩個孩子搭輪船回加拿大去了。同年九月，伊利克接到一通電報，得知他又添了個女儿──萊琳，這是他不曾謀面的孩子。
他再度回到天津，和庫倫先生在法國租界共住一層房子。當伊利克在伊爾撒姆學院念書時，庫倫先生是該院的校長。后來，他成了天津中英學院中一名資深的教職員（日后，他寫了一本天津的拉文頓·哈特傳，和一本富教化意味的書，書名是讓中國長大成人）。
在伊利克的經歷中，這是他首度沒什么特別工作可做，換句話說，也就是沒有特定的職業。雖然如此，他還是很忙碌。他開始從事一本基督徒手冊的翻譯，希望將這書譯成中文，成為中國牧師們的一本指南書籍。其中包括了六頁的讀經表，一年中每天的讀經內容都有詮釋。他花很長的時間從事這個工作；然而，他從來不曾和實際生活脫節，每一天依舊早起并有一希“安靜的時刻”中，自我操練，他總是在這段時間里計划。
伊利克·里達爾在“安靜的時刻”中，自我操練，好使他身、心、靈完全順服上帝，与他同工之時，他里面似乎總是蘊藏著某股力量。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布奇門尼特牛津團，這個團体會在一九二○及一九三○年代推動一聞名的布道運動，這運動曾獲得許許多多年輕人的支持。牛津團的基本論點，形式相當簡明，即每個人必須承認他的罪，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他個人的救主，同時和曾以這种方法改變生活方式的人分享他的經歷。它強調──的确有這個必要──四項基本原則（純屬道德性的）；誠實、圣洁、不自私、慈愛。由于這個團体必須和大眾“分享”，逐日漸擴大。這個運動是由美國布道家法蘭克·布奇門所創，后來，和具政治傾向的“道德重整運動”合并。一九一八年，布奇門曾參加一布道團來到中國，他在此首度舉行了該團有名的家庭聚會。合階層的人們都前來參加為期二周的密集課程──有傳教士、牧師、政治家、商人、以及專業人員；很可能伊利克那位當傳道人的父親，也參加這一連串聚會，回去后就把這令人興奮的新興運動告訴他十几歲的儿子。
倒沒有直接證据顯示：伊利克曾是該團中的一名會員，或他曾對這運動表露任何興趣。安妮·布倩曾和伊利克的哥哥羅伯在曉張福音醫院時同事，根据她的說法，羅伯曾和該團接洽過。他和另一名宣教士威廉·F·羅蘭德（平原和人民一書的作者）──是在曉張地區极忠心的宣教士之一──在休假結束后，同他們的太太返回曉張，就在布道所成立忏悔團開始聚會。安妮·布倩本身并不喜歡這個團体。
“我讀過布奇門的書，并相當偏愛那本書；然而，當這兩個宣教士家庭形成小集團，并成立特殊團体時，我就覺得有些不妥。我曾參加他們的聚會，發現自己產東喜歡這樣的“忏悔”。一天，我對威廉·羅蘭德這么說道：‘如果我們舉行了一些中國人無法參予的聚會，那無疑是在兩者間划下界線。’我告訴他我不會再去參加忏悔團的聚會。因我不愿意參加，使得醫院中其他的同事也多不肯參加。“
這种意見的分岐（若稱為分裂就太嚴重了），在伊利克還沒到曉張前就發生了。“當時伊利克還不在我們中間，”布倩小姐說道：“同時，我們也不曾討論過這件事。我想，當時任何人心里都明白，我們擔不起分裂后可能產生的嚴重后果。沒多久，所謂的‘小圈子’也就消失了。伊利克不曾成為小圈子中的一員，因為這事早在他來之前就結束了。不過，這其中有些東西還蠻适合他的；因為這個團的原則相當好。在我看來問題就出在‘忏悔團’這些字眼上；我覺得這將破坏我們的團契。”
從大家口中得知，伊利克·里達爾對于生活及信仰的態度，很可能受到牛津團的影響。牛津團強調靈命操練也許對伊利克具很大的吸引力，但過于偏向屬靈經歷，如同在曉張區所設立，自成小團体的忏悔團（至少，布倩小姐這么形容他們），相信伊利克對這是不感興趣的。伊利克·里達爾是個好听眾，但輪到他說話時，總會顯得靦腆。他不是個能在大家面前剖析自我的人，而他也不是個孤傲排外的人。任何排除中國人的團体，絕不可能吸引他的。他是個以相當單純的方式活出基督信仰的人。
他的另一位朋友哈瓦爾德·史密斯牧師──是天津英國租界中一名衛理公會的牧師，后來伊利克曾到他那儿避難──這樣寫道：“我不知道伊利克在什么時候或如何受到牛津團的影響。這個運動對他的生命只有下面的影響，能使原來的生命更深廣，更堅強……伊利克將其”四項准則“應用到他所做、所說的一切事物上；但他并不曾以公開的或引人注目的方式來標榜這一切，他只是默默地將這些准則應用到他的行事為人上。”
在天津的這几個月，對伊利克而言一定很難渡過，因為在這段時間里，他無法做任何積极性或富建設性的事。無論如何，在一九四一年的十二月，他的生命中起了极大的變化──如同其他數百万人的生命一樣──因為日本的飛机偷襲太平洋的珍珠港。這之后几星期中，倫敦差會在中國的每一員都被迫离開他們在法國租界內的家園。伊利克和其他六名宣教士被接等到英國租界內几位英國衛理公會教友家里，他們在那儿待了一年多。在英國租界內，他們可以在街道上自由行走──不過手臂上得挂著條飾以辯別國籍──但卻不准离開租界。
伊利克的許多同事的确覺得沒事做，但伊利克卻忙碌得很。日本人不容許任何超過十個人以上的團体聚會，這使得教會的聚會必須停止。但伊利克卻想到個主意，他將牧師們依次排成一個順序，每個星期輪流預備講章，以便星期天使用。然后要太太們邀請客人在星期天下午到她們家里飲茶，不過，要控制好人數，每家不要超過十個人。然后將講章影印足夠的份量。分發到各個茶會去，使他們能在茶桌前舉行短短的聚會，至于影印的講章則和茶點一塊儿按順序傳到每個人手中。
這段比較靜態的時期，對一個精力充沛，閒不住的人來說，實在是件苦差事。于是，他和衛理公會同工的孩子們玩板球：在灼熱的烈陽下，教他們的女儿打綱球；有時找四個人一起玩橋牌。一次，他在大清早五點鐘，為他宿主的家人去排隊等面包；另外在一個風暴過后的早晨，他起個大早，將屋子從上到下澈澈底底的掃個干淨。他會寫長信給佛羅倫斯，也很希望看到她寄來的信，提到孩子們成長的情形。他是何等渴望見著他那新生的小女儿！
湯姆森博士引證伊利克在這個時期所寫的一封信，信中顯示出此時他有意申請回國。那個時候，每個人要求填寫一份表格，表明他是否還愿意留下來；伊利克曾希望留下來，但沒想到當時竟有那么多人愿意留在中國，這使他不禁想到：這里并不差他一個人，他若到其他地方或許能比待在中國做更多有益的事。于是，他寫信去問佛羅倫斯，想知道她對他想到加拿大做福音工作這事的看法。他認為那里福音的需求挺迫切的，如果他回到那儿，可能還有一番作為呢！
英國的新聞界對于在半個地球外的中國境內，正被炸彈轟炸，做生死掙扎的宣教士們并不太重視。反而是日本為敵的中國，現在成了英國的盟友，加上蔣介石夫人率領的籌募基金旅行團普遍引起大眾的注意，尤其在那陣“旗子日”（注一）的日子里，還將“援助中國”列入他們的義賣項目之中。這些都成為報上的重要新聞。只有倫敦差會所出版的雜志和報告，才會偶爾提到在中國宣教士們的近況。他們的親友們也只能從這些刊物中得到些微的消息。以下是從“中國內地會”的雜志中國民眾中摘錄出來的消息：
·……我們必須提醒我們的朋友們：現在和戰前不一樣了，我們都不准許再寄禮物給在中國的宣教士。
·……現今，任何一位婦女都不准搭乘輪船到“被占領”的中國去。我們勢必暫時停止婦女新會員的訓練。
·……當日軍占領長淄（譯音）時──此地是蘭德葛倫小姐和布奇曼小姐的福音据點所在──這兩位小姐在物資上的來源完全被斷絕。有四個月之久，三餐都以玉蜀黍粥度日……布奇曼小姐本來有消化不良的毛病，沒想到這几個月下來，健康情況大有進展。有趣的是，听說北京的一位美國宣教醫師，也發現玉蜀粥對消化不良的人很有助益。如今，她除了在每天所吃的食物中加入一定份量的玉蜀粥外，也勸她的朋友們吃這食物。
·……在康尼斯·普萊斯先生護送他妻子到曉張接受治療，然后返回干德（譯音）后，日軍開始攻擊并占領了曉張。因此，普萊斯先生和他妻子自此分隔兩地。他依舊在自由中國的領域內，她則已在日軍占領的淪陷了。
·……一名駐開封的日軍高級官員……兩星期前到醫院來就醫。經黑士醫師用×光儀器檢查后，發現一顆子彈留在胸膛內，從那時起，他便帶著妻子留在醫院接受治療，這兩星期來，他表現相當友善。
·……當今這种混亂的時局下，欣聞中國傳福音團体的領袖們，非但不打算撤退，反而計划如何更進一步展開工作，這的确是件鼓舞人心的消息。
·……最后一批外籍宣教士已逐出土耳其斯坦。
·……死訊：夏江（譯音）的H沙米士太太被炸傷后不治身亡；四川的伊斯特爾·葛雷斯·西蒙茲，僅十個半月大，死于赤痢；成庫（譯音）的阿爾諾德·史特連吉先生，死于班疹赤痢；煙台的法蘭克·西德奈·馬爾林死于傷寒症。
·……當今遠檔地區相當危急……許多的朋友都很關切在煙台的學校的教職員及孩子們。
·……醫院里的床位全部客滿。還有一大堆吸毒病患等著進來。我今天接受了第五十八名病患入院。
·……日軍在天津英租界的外圍設了電防柵，并在不同的出、入口處布暑哨兵和警衛。
·……蔣委員長（蔣介石）今天在重慶對一宣教士團体發表談話，他說道：“我們仍舊需要并歡迎從各地前來，為幫助我國百姓的基督徒們。請不要認為自己是來做客的，你們幫忙并救助我們的同胞，与我們共同創建新的國家，因此，你們是我們同甘共苦的友人。”
·……蔣介石夫人訪美期間，有一回對美國圣經公會的會員演講時提到：她和蔣委員長曾經請了些中國學者重譯詩篇，這工作已經完成。如今，他們正在翻譯新約。
·……中國駐美國的大使是位佛教徒，最近這么說：“雖然我是個思想陳舊的异教徒，但我仍要向這些年來，所有在中國從事傳教的宣教士們致敬，這几年中國正值多難之秋，很感激這些宣教士們對中國的援助。有許多的宣教士因而喪失了他們財產，身体受傷，他們的婦女們遭到极大的羞辱，忍受空前的苦難以及創痛。但据我所知，沒有一名傳教士曾离開他的工作崗位。”
·……從緬甸邊界的克蘭夫婦而來的消息：“戰爭依舊不斷……我們花了一個早上，打點行李，准備逃离此地。第二天早上，有個和我們不直接發生關系的村子被燒了，火勢洶洶燃起，我們花第二個小時，討論究竟該往那里逃。之后，一切恢复平靜，我們又花了第三個小時解開行李，打算留下來。”
·……煙台的學校。日方將煙台學校的所有學生以及全部的外國居民，拘留在煙台區美國長老會的圍地內。他們被拘留后，至今還未獲得進一步的消息……我們只知道：在八月二十七日當天，日軍進占該校，侵奪學校部份的房地，還強迫校方清出全部校舍。
·……饑荒情況。讀者們一定看過有關中國河南省有數百万人正面臨饑荒的報導。我們知道：有數千名中國百姓餓死。据報導：蔣夫人部將經由婦女某基金會收到的捐贈，分配給災區饑民，做為救災之用……如果有人覺得該做些事來救濟這些困苦的民眾，可以將捐助款項寄到……救濟中國地區的英國基金處。
蔣介石夫人。听說這位高貴的基督徒夫人現正在美國接受治療，我們為她祈禱，盼望她早日康复。有這么個傳言：蔣夫人离開美國后，將前來本國訪問……有件事深深引起大眾的興趣和注意：就是配額基金的事……听說蔣夫人將這筆基金大部份的錢給了基督教的救濟工作單位，讓他們繼續濟助需要的人。
·……中英友誼。我們竭誠祈盼：中國及我國兩國領導階層及人民間能產生真摯而友好的關系……這些年從我們和中國交涉的記錄看來，還未達到我們原先的期望。但很顯然的，我們的領導者們誠摯的期盼能為中國分憂，無論在她現今這段苦難時期或在將來的展望上，都能給予她些許幫助。諸如建議放棄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就是我國表示友好的明證，也是一股向正确方向邁進的動力。
英國紅十字會單位……已獲湖南長沙的圣經學院做為工作本部所在。
在中國淪陷區的宣教士們。我們已得到消息：所有在上海、天津及青島的英、美宣教士全被送進拘留營內……据外電消息：以下這些宣教士是被送入揚州的拘留營，這里有個日本人所建的營區，或許位于CLM的女子語言學校，這些人是：奇伯夫婦、米林、普萊斯、史考特、威勒、福雷斯奇曼、海門……
·……中國的經濟問題。現在最嚴重的困難之一……是所有的民生必需品价格不斷地向上暴漲，根本無法控制，在中國較穩定時的兌換率是：一英鎊換八十元中國幣。如今，許多時候，兌換率可能增加到十倍……最近有人來信提到：在重慶，一套衣服要花上六十到七十英鎊，一雙襪子值五英鎊，一磅馬鈴薯須要一先令二辨士。而佣人的佣金貴得哧人，想雇個佣人簡直不可能。
·……財政部長曾規定：凡是將錢捐獻到教會事工或慈善方面，可獲得所捐出錢的百分之五十的紅利……但如今這种動物偏高狀況下，是沒什么效用的。
一位名叫凱撒琳·西門斯的宣教士醫師，曾對河南省的饑荒做了如下的描述：
“軍方所抽的糧稅愈來愈重了，從我到河南后，就不斷看到許多二輪馬車載著軍糧，運出河南省。因此，該省境內并沒有存糧，去年小麥又欠收，接下來的夏天可說是三十年來最冗長，最炙熱，也最干旱的一季。至于往年在秋季產量最丰的谷物，像豆類等，今年都因干旱而無法生長。”
“那年夏天，我們親眼看到蝗虫過境的情形，當時，只見難以數計的蝗虫排列成牢不可破的戰斗隊形蜂涌而來。是時的稻田對他們而言雖非伊甸園，但在干旱的情況下，至少還殘存一些秋收的余糧──這也是農人們對之寄以厚望的食物。當他們一過境，遍地頓成一片荒蕪──看去全是黃棕色空蕩蕩的曠地，沒有絲毫綠色的痕跡。
于是一些神明被搬到大太陽下烘晒，人們在這些神明面前日以繼夜的敲鑼打鼓，善男信女求雨之際，被神明附身的乩童預言說：什么時候會下雨……此刻為了播下來年的小麥，大家急需要甘霖；如今，离播种的時候僅剩兩個星期──就在這時，黃河決堤，河水淹沒了所有的稻田，直淹到市郊地區，播种的最后一線希望也化淡烏有！”
“入冬這几個月來，情況最糟了。有的人無法正視這种情形，逐將最后、好吃的一頓飯存留焉為，以免隔天挨餓……。”
·……被拘留的宣教士們。這些朋友被拘留后，就很少獲得他們的消息。不過，最近從他們那儿傳來的一則小小的消息……他們所表現的可敬精神以及帶著歡樂的勇气极為感人，也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有些許希望：在拘留營中或許有一小部份的人，可以回國……
·……從云南西部一宣教士傳來的消息。指揮官風塵仆仆，一路來到薩爾溫江，希望能和哈頓取得連系──哈頓在去年日軍進攻此地時，斷了音訊。──但沒能如愿……我們發現有個年輕的美國飛行員与他同行，這名飛行員因飛机油管被日軍從地面所發射的炮彈擊中，他本身還從那架被擊中的飛机跳降落傘逃生的，兩天前哈頓來到這儿，一切都尚安好！
·……揚州來的消息。我們有一些第一手資料顯示，日本侵略者對呂國人民施加經濟壓力。一方面提高物价，另一方面銳減民生必需品──總而言之，采取恐怖的獨裁暴政，使得老百姓難以生存。最陰險的手段是引進泯滅良知的麻醉藥品──像鴉片、海洛英等，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淪為藥物的犧牲品。
·……中國的保健服務。据估計，中國每天有一千六百万個病人；同時，每年的死亡人數沒達一千万人，其中有四百万人若能獲得适當的治療，就不至于死亡。有人說：現今中國的保健服務大都歸功于醫藥宣教士們在前些年所做的醫護工作。不論中國的人民對醫藥宣教士們所做的服務如何評价，總之，特別這几年經歷這場戰爭下來，比以前更能發現，宣教士們實在是以趨勢的愛心來對待他們的同胞。
·……被拘留的宣教士們。從拘留營傳來的消息：營內的生活狀況還算差強人意……從一位返國的宣教士那儿獲得如下的消息……男子學校最近從煙台遷到濰絲，當地有兩千名同盟國家的人民被關在拘留營內。听說，日方對孩童較禮遇。
·……最新消息。我們很難過的接到郝依德太太的死訊，她是史丹利·郝依德醫師的太太，十二月十九日在蘭州因患班疹傷寒而過世。（郝依德太太在一九四○年時，曾將六個孩子托給煙台學校校長照管，支身到甘肅找她的先生）。
·……濰絲。一個就讀于煙台學校的男孩，最近剛回國，他這么寫道：“從我离開中國至今，已經胖了二十五磅。”
到了一九四二年年底，從中國傳來的消息就更加稀小了。自東北占領區內寄出來的信件完全被扣留。日方嚴峻的控制在天津的歐洲人，大家只好揣測伊利克·里達爾和他同工們的下落：或已被釋放回國，或被驅逐出現，或遭到更坏的待遇。傳言最盛的是：他們已被帶离天津，送進拘留營。
注一：“旗子日”是為了募捐公益事業基金而義志小旗子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