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十九世紀之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是中國和日本訂立馬關條約之年，條約規定割讓台灣且承認朝鮮獨立，也是甲午役中國敗于日本的后一年。中國在日本手上受到壓倒性的失敗，是因為滿洲帝國的寡后把准備建設近代海軍的錢，移去做現在北京郊外著名夏宮的建筑費。舊的夏宮已在一八六○年為英法聯軍劫掠及焚毀，而這個無知又頑固的婦人和她的排外情緒，助成數年后拳匪之亂的突發。我記得听父親說過關于拳匪之亂時那個寡后和皇帝逃走的情形，當時我是五歲。查考年鑒，我發現訂立馬關條約那一年，同時也是德國物理學家欒琴發現Ｘ光的那一年。
我童年最早的記憶之一是從教會的屋頂滑下來。那間教會只有一個房子，而緊接著它，是一座兩層樓的牧師住宅，因此站在牧師住宅的陽台上，人可以透過教堂后面一個小窗望下去，看見教堂的本身。在教堂的屋頂与牧師住宅的椼桷之間，只有一個很窄的空間，一個孩子可從這方面的屋頂爬上去，擠過那個狹窄的空間，而從另一方面滑下來。我記得我以一個站在陽台上的小孩子惊异于上帝的無所不在。它令我困惑，因而想到如果上帝是無所不在，他是否就在我的頭上几寸。我也記得曾因日常謝飯的觀念而自辯，所得到的結論是：這是對生活的一般感恩，我們對一切生活都該用同樣的心情表示感謝，帝國的居民也該因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中而向皇帝表示感謝。
童年是惊奇的時代，而站在牧師住宅的陽台上，我就發見許多值得惊异的東西。在我的前面是南山的十個峰，而后面是另一個高山的石壁。我們的鄉村深入內陸，四周環繞著高山，當地人稱它是一個“湖”。由此到最近的港口——廈門，差不多有六十英里，在那個時候，帆船的行程約需三天。乖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种永久印在我心頭靈性上的經驗。因為我們是在南方，從我們鄉村到漳州的西河河谷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裸露的黃土岡。但我們深入內陸，因此到了离我們鄉村約六英里的地方，河上無法走帆船，我們只得換一艘小的多的輕舟，這种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把它舉起來渡過那些急湍，船夫們把褲子卷到腿上，跳入河中，把船托在他們的肩上。
有些事情和住在這般接近高山的村落有關，因為接近那些高山是接近上帝的偉大。我常常站著遙望那些山坡灰藍色的變幻，及白云在山頂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惊奇。它使人藐視那些矮山及一切人所造的虛偽而渺小的東西。這些高山已成為我及我宗教的一部分，因為它們使我富足，產生內在的力量与獨立之感，這些，沒有人可從我身上拿走。這山還給那句圣經上的話帶來真實感：“這人的腳登山何等佳美”，我開始相信，一個人若未能領略到把腳趾放進濕草中的快感，他是無法真正認識上帝的。
我們家有六個兄弟、兩個姊妹，而我們這些男孩經常要輪流去家中的井里汲水。學習汲水的技巧是很有趣的。當吊桶到達井底時搖動它，這樣它便會翻轉來裝滿了水。我們不知道有小机器，因為那是煤油燈的時代；我們有兩盞這樣的燈，同時還有几盞點花生油的錫燈。肥皂直到我十歲左右才和我們的生活有關。我母親常用一种大豆殘渣做成的“豆餅”；它只有一點點的泡沫。剛有肥皂的時候，它的形狀是像一根方木條，農夫常把它放在太陽下晒干，使它堅實一點，在洗濯的時候，才不至于太快用完。
我父親是那時候前進的先鋒。他是一個夢想者，敏銳、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傳授給我們孩子們對一切新的及近代的東西，就是那种被稱為“新學”的西方知識的熱烈的興味。我的母親剛好相反，擁有一個為她的孩子們的愛慕所包圍的簡單、無邪的靈魂，而我們弟兄及姊妹們常合謀對我們的母親作善意的戲弄。我們常編造一些荒誕不經的故事來告訴她。她愿意听，但有點不大相信，直至我們爆發笑聲時，她的面孔折皺起來，她會說：“你們在愚弄你們愚蠢的老母親。”她為扶植那些孩子，曾忍受過許多勞苦，但我十歲的時候，我的姊姊們已把烹飪、洗滌等家庭雜務拿過來做。我們每天晚上上床前作家庭禱告，我們是在一個虔誠、相愛、和諧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長成。別人常以為我們兄弟會爭吵，但我們從來沒有爭吵過。
我的父親是不從習俗的。我們家的男孩不像其它的孩子們梳辮子，而是留著一种僮仆式的短發；我的姊姊常為我們編一种便帽，是廈門對面鼓浪嶼街上法國水手們所戴的那一种。我的父親是一個十分好動的人，月亮明朗的夏天晚上，他有時會憑一時的沖動，走到河岸近著橋頭的地方傳道，他知道那些農夫會聚集在那里，坐在夏日的微風中賞月。我的母親告訴我他有一次差不多因肺炎死去，因為在收割月滿后他外出傳道時流了很多汗，而回家時沒有擦干。他常常建筑教堂，被派到同安傳道時在那儿曾建過一所。當我十歲或十一歲的時候，我看見他建筑在坡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太陽晒干的泥磚造成，上面蓋瓦，表面涂上石灰。當屋頂的重量漸漸把四周的牆擠開的時候，來了一場大騷動。住在六十英里以外的小溪的華納斯（A. L. Warnshuis）牧師，听到這种情形，從美國定購了一些鋼條來。這些鋼條用一口大釘聯合在中間，那口大釘可以把那些鋼條旋轉到所需要的适當長度。它們連接在支持屋頂的木條之上，當螺旋釘扭緊時，那些鋼條把木條牽扯在一起，而人可以清楚看見教堂的屋頂被提高了几英寸。這是偉大而值得紀念的一瞬。
雖然我父親是一個基督教牧師，但這絕不表示他不是一個儒家。我記得我曾幫助他裝裱大儒朱熹的一副對聯，用來張挂在新教堂的壁上。這副對聯的字体大約有一方尺寬窄，我父親曾走一趟漳州以取得這些墨寶的翻印本，因為朱熹曾做過漳州的知府。朱熹生于十二世紀，据估測是由于介紹女人纏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帶入我們的省份。如我所見，他的工作不大成功，因為我省女人所纏之腳既不小，又不成樣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触是在一對傳教士的訪問中住在牧師住宅的時候，他們留下一個沙丁魚罐及襯衣的一粒領鈕，中間有一顆閃亮的鍍金珠。我常常覺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們走了之后，房子的四壁仍充滿了牛油味，我的姊姊逼著要把窗子打開，讓風把它吹走。我和書本上英文的首次接触，是由于一本不知是誰丟在我家的美國的婦女雜志，可能是“Ladies Home Journal”（婦女家庭雜志）。我母親常把它放在她的針線盒里，用這本雜志的光滑畫頁來夾住那些繡花線。我相信沒有一本美國的雜志能用得這么長久。在建筑教堂的時候，華納斯牧師也曾寄給我們一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包括一個旋轉机，我對它們十分惊奇，覺得它們做得非常之好。
我父親和華納斯牧師成為好朋友、好對手，因為華納斯牧師發見我父親對一切西方的及新的東西具有胃口。他介紹一份用油墨印在光亮的紙上，名為“教會消息”的基督教周報給我們。他寄給我們各种小冊子及書籍，其中有基督教文學以及上海基督教差會所印行的關于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學的書籍。西學就用這种方式來到我家。我相信父親曾讀過一切關于西方世界的有用的東西，我記得他有一天帶著諷刺的笑容說：“我讀過所有關于飛机的東西，但我從未見過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這大約是在萊特兄弟試驗飛行的時候。我不知道他怎樣得來的消息，但當他和我們兄弟談及柏林及牛津大學是“世界上最好的”時，他的眼里常放出亮光，半真半假地希望我們兄弟中有一天有人能在那里攻讀。我們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夢想者的家庭。
當我十歲的時候，我离開兩個弟弟到廈門去上學，那一所學校我父親曾斷定它是不夠好的本地學校，因為旅程需要很多天而且要花一點錢。寒假我沒有回家，那便等于离開我母親一個整年。但男孩就是男孩，我很快便學會不想家而耽溺于學校里面的种种活動，這包括赤腳踢從啞鈴鋸下來的木球。這是學校里面學童們的經常運動，但沒有任何事如同回到母親身旁這樣快樂。進入為群山所包圍的板仔河谷之后，差一英里便到家，我們三弟兄不能再等待船儿慢慢地搖而起程步行。我們曾計划怎樣對母親宣告我們的到達，是否在門外大聲喊叫“我們回來了！”抑或再來一次對母親的善意的戲弄，用一個老乞丐的聲音，求取一點水；或潛行入家中，找到她在那里，然后突然對她喊叫。我想這個世界有時實在太小，不足以約束孩子們的心。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國的西方人所謂的“中國人的頑皮性格”。
放假的時候，我們的家變成了學校。我曾說我父親是一個基督教牧師并不意味著他不是一個儒家，當我們男孩子抹好了地板，女孩子洗完了早餐的碗碟之后，鈴聲一響，我們便爬上環繞餐桌的座位，听父親講解儒家的經典及詩經，其中包含有多首优美的情歌。（我記得有一位羞怯的青年教師，當他不得不講解那些孔子自己編選來陶冶我們的情歌時，整個臉都紅了起來。）我們繼續學習到十一點時，二姊望著牆上的日影，慢慢地站起來，面上表現著不愿意而勉強順服的表情說：“我必須去煮午飯了。”有時晚上我們也集合讀書，然后她又不得不停止她的閱讀，起來說：“現在我要去洗東西了。”
我之所以必須寫及我的二姊，不只因為她占了我童年生活的大部分，同時表示在我們的家庭中，大學教育的意義是什么。我記得我二姊愛我（一切弗羅伊德派的說法，都給我滾！），因為我是一個頭角崢嶸但有點不守規律且好惡作劇的孩子。當我的兄弟們安分地細心研讀他們的功課時，我卻走到園子里玩耍。當我稍微長大時，她告訴我，我孩童的時候，十分頑皮，而且常常大發脾气，有一次和她爭吵過之后，我鑽入后花園中一個泥洞，像豬一樣在里面打滾報复她，起來時我對她說：“好啦，現在你要替我洗啦！”在這一瞬間我看來一定十分污穢而又可愛！
我姊姊曾讀過史各德、狄更斯、柯南道爾、哈葛德的“所羅門的寶藏”以及天方夜譚，這一些書都已由我的同鄉林紓譯成中文。林紓事實上不認識一個英文字，完全是靠一位衛先生替他翻成福州話。然后這位偉大的作者，把整個故事用美麗的古文寫出。林紓大大的出了名，他進而翻譯莫泊桑，及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這本書震動了中國社會，因為女主角是個得了肺癆病的美人，十分像中國的羅曼史紅樓夢中的林黛玉。中國的理想美人似乎不是患上了肺癆，就是憔悴的差不多要死的貴婦。甚至在古代，最著名的中國美人，不是患心絞病，就是患某种神經病的，而她最著名的姿態，是忍受极端痛苦而把眉頭皺起來那一瞬。我的姊姊和我，讀過了霍姆茲及作者名字我已不記得的法國某作家的偵探小說后，編集了一個我們自己的長篇偵探故事來作弄母親使地快樂，這個故事一天一天連續下去，充滿令人毛骨悚然的逃亡和冒險。我姊姊是天才，像黛博拉·寇儿一樣，有伶俐而敏銳的表現力，因此當數年前我在銀幕上首次看見寇儿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很快，握著我女儿的手惊呼：“那就是我二姊的樣子！”而我太太見過二姊，贊同我的看法。
我姊姊在廈門高級中學畢業之后，想去福州女子大學升學。我听到她在家庭禱告之后請求，但一切都是徒勞。她不想馬上結婚，她想去讀大學。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我現在述說這個故事。我父親卻不作此想。我姊姊懇求，甘言勸誘，且作种种應許，但我父親說“不”。對我來說這是可怕的。我并不責怪父親。他實在并非不希望有一個有才干、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儿，我記得當他讀完一篇上海某雜志的一位女作家的文章之后說：“我希望我有一個這樣的女孩來做我的媳婦！”但像他這樣的夢想者，他看不到有任何辦法可以這樣做。女子受大學教育是一种浪費，而我們的家庭實在無法供應。更何況這是一個甚至廈門富裕家庭的儿子們也不會到福州或上海去求學的時代。我父親听說上海圣約翰大學是在中國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我相信他大部分是從“教會消息”讀到的。我听到父親自己告訴一個朋友，當他賣去我們在漳州唯一的房子以使我二哥可以在進入大學的契約上簽字的時候，眼淚禁不住地滴在紙上。這就是一個牧師能力的极限。儿子，可以；女儿，不可以；在這個時代，不可以。這不是學費的問題，因為我深信二姊可以在一所基督教大學得到一個名額。這是旅費及零用錢的問題，它可能每年要花費五十至六十銀圓。這樣，我二姊只好漂流再漂流，在廈門教書，等待結婚。在這些日子里，女孩一過了廿歲，便必須急于嫁人。我二姊有一個等候了很久的求婚者，但每當我母親晚上去找她想提及這個求婚者的問題時，我二姊都把燈吹熄了避而不談。她不能進大學，那時候她又已經二十一歲。
當大家因為我二哥快要畢業，可以賺錢供我讀書，提議我去圣約翰大學攻讀時，問題也拖到最后一天才決定。因為父親想向一個好朋友而且是他從前的學生借一百銀圓，卻絲毫沒有把握。按照古代中國的規矩，老師是終生的主，是儒家“君，親，師”中的一位。這個我父親從前的學生現在已是富翁，我記得我父親無論何時經過漳州，都住在他這個舊學生的家里。因為在這位老師与學生之間還有多過一般師生的關系：這個富翁從前是一個聰穎而貧寒的孩子，當他在我父親之下受業的時候，父親送他一頂帽子作為禮物，他對這件禮物終身不忘，當它已破爛到不能再戴時，他發誓一生不再戴其它的帽子，而他的确做到了。這就是古代中國所謂的忠——在中國小說或在舞台上所教的強烈的忠，無論武將与文臣，家庭中的仆人，夫婦之間，都講究忠。我父親知道只要他肯開口，他一定可以得到這筆借款。到今天，我還不知道這筆錢償還了沒有。
這樣，我便和我二姊及我們一家一同乘坐帆船直下西河，她要到一個叫做山村的小村去舉行婚禮，而我是假定起程到上海去讀我大學的第一年。那一百銀圓的借款問題，像一把達摩克利茲的劍懸在我的頭上，但我是喜洋洋的。那時我是十六歲。婚禮過了之后，二姊從她嫁衣的袋子里面拿出四角錢給我。在分手時她眼上挂著淚珠說：“和樂，你有机會去讀大學，你的姊姊，因為是一個女孩，不能去。不要糟蹋了你的机會，立定決心做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一個著名的人物。”這是我家庭理想模型的全部。
二姊兩年后死于瘟疫，但這些話仍常在我的耳朵里回響著。我所以談及這些事情，因為它們對于形成一個人的德性有很大的影響力。想做一個基督徒，就是如我二姊告訴我的，是想做一個好人，一個有用的人嗎？在上帝的眼中，文士們對律法及先知的一切知識、一切學問都沒有价值；對于一個謙虛的、單純的人，卻盡力找出他身上最好的東西；而對于跌倒的，卻可能把他扶起來。這是耶穌基督的教訓最單純而毫無纏夾的綱領。我現在仍想象自己是那個在爛泥中打滾來報复姊姊的孩子，而我相信上帝一定已因此而愛我。耶穌最特別的地方，他的無与倫比之處，是使稅吏、娼妓，比當時那些飽學之士對他更為親近。
圣約翰大學在那個時候已在國際上贏得了相當的聲名，因為它曾產生了几位中國大使——顏惠慶（來自我的家鄉廈門），施肇基，顧維鈞。它無疑是學習英文最好的大學，而在學生們的心中，這也就是圣約翰大學之所以存在的原故。雖然它是圣公會的，它對大多數學生的秘密使命卻是產生成功的買辦來做上海大亨們的助手。事實上學生英文的平均水平，并不超過對一個買辦的期望。校長卜濟舫博士，一個真正偉大的人物，他對于自己任務的概念，我想是和英國魯比或伊頓學校的校長差不多。
他對學生父親般的影響，是不容誤解的。每一個早晨，早禱會之后，他手上拿著一個黑色的皮包，帶著一個收賬員，巡視整個校園。我深信這是他每天九點坐進辦公室前的晨規。他是一個這樣規矩的人，以致有人說他一年讀一本長篇小說來使自己在一周之內有一個小時來特別松弛一下。至于圖書館，藏書不多過五千成六千本，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學書籍。其實人到那一所大學讀書都沒有關系，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好圖書館。學問的實質，像天國一樣，是在你；而它必須出自你的內心。我們的心是一只猴子；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把那只猴子帶到森林里去，你不必告訴它在那里可以找到果子，你甚至不必領導它走向那些好果子。我在那個貧瘠的森林中漫游，讀達爾文、赫克爾、拉馬克，及小說家溫斯頓·丘吉爾的“杯盤之內”。此外，我學習打网球及足球，甚至和某些從夏威夷來的同學擲棒球，盡管我永遠不能把它擲成曲線。我參加划船會及五英里競走的徑賽隊。說句公道話，我在圣約翰大學的收獲之一，是發展得圓滿的胸脯；如果我進入公立的學校，就不可能了。
我青春的心是躍躍欲試的，張望著我所能找到的，貪吃一切可食的，就像一只公園里的松鼠，無論他吃什么都能吸收而且滋養。那個好思想的心，一經入水，便航行在一望無涯且時有暴風雨的海上。人仰望群星而惊异，而船卻在掙扎撞擊，在波浪上前后左右搖動。我記得二年級時回家渡暑假。我父親請我講道（這种事我甚至在十多歲的時候即已做過多次，因為我父親是個不拘守傳統習慣的人，而他想讓愛饒舌的我出出風頭）。我選擇了一條講題：“應把圣經像文學來讀”。對那些農民基督徒談及圣經像文學，的确是毫無意義，但這种觀念當時是在我意識的最前線，于是它就溜出來了。我想我曾說耶和華是一位部落之神，他幫助喬舒亞滅盡亞瑪力人及基通人，而且耶和華的觀念是進化的，由部落所崇拜的偶像進而為万國万民的獨一真神，沒有一個民族是特別“被選”的。你應該可以想得到禮拜天晚餐時我父親的面色！他可能看出，他已經做了一件錯事。他認識一個廈門人，英文很好，但同時是一個無神主義者。這是一個惡兆，“英文好，但是一個無神論者”。因此他很怕我也會走上無神主義的道路。
我喜歡那所大學但卻忽視功課。考試那一周，其它學生正在惡性補習，我卻走去蘇州河釣魚，我的腦筋從來沒有想到考試會不及格。在中學及大學我都常常是第二名，因為常有死讀書的蠢人，把第一名拿了去。
在這里我必須提及中文課程，因為它在我后來的基督教信仰上，造成了极特殊的反動情形。例如，上中文民法課時在書桌底下讀休斯頓·張伯倫“十九世紀的根基”。為什么會有民法一科，我始終無法了解。那位中國老師是一個老秀才，戴著一副大眼鏡，体重至少有八十磅。秀才是從來沒有學過授課或演講的。那本民法教科書是一本用大字編印只有一百多頁的東西，可以坐下來一口气把它讀完，我們卻把它作整學期的教材。因為它被列入課程中，所以我們必須勉強捱過。每周那位民法“教授”讀給我們听十至十五行左右，需時約十五分鐘，那一小時的其它的時間，他就不言不動，在他的座位上縮成一團，可能他是透過他的眼鏡來看著我們，而我們也在沉默中看著他。不幸這是一种我無法通過的表演，一种內心的絕對空虛是難以維持的，而我并不想象佛家禪宗入定。這是圣約翰大學中文課的典型，最坏的是即使一年又一年的中文課程考試不及格，仍可以得到一張圣約翰大學的文憑。事實上，學校并不重視對中國事情的研究，這种情形到一九三○年之后才有改變。
我曾開始對中國歷史有興趣，但當我進入圣約翰大學，便突然中止。一個心不能服事兩個主人，而我愛上了英文。我丟開毛筆拿起了自來水筆，而甚至我在來比錫研究的時候，我父親仍來信說他多么以我的書法為恥。中國書法是一种要用半生才能寫到完美的藝術，這必須真正忘記其它所學而親切地去做，而必然是人在大學之后的教育的一部分。心的繼續生長与成熟，大部分是靠賴把在中學及大學的所學拋棄。以我的情形而論，這种忘記所學的過程，是走一條曲線返回中國學術的研究，而把我的基督教信仰也跟著拋棄。
此時我在學習當牧師，這是由于我自己的選擇。我在圣約翰大學神學院注冊，在此被第一次暴風所襲擊。訓話學對別人的心比對我的心更為适合，因為我要追尋偉大的思想及理想。不久，我是福祿特爾的跟從者，雖然我在离開圣約翰大學以前，未對福祿特爾作直接探討。對于我的問題，有時我發現矛盾的答案，有時沒有答案。我被襲擊，而我退走；我再度被襲擊，而我又退走。一切神學的欺騙，對我的智力都是一种侮辱。我不能忠實地去履行。我已失去一切興趣，得到很低的分數，這在我的學習中是很少見的事。監督認為我不适于做牧師，他是對的。我离開了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