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之后，我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住在北京就等于和真正的中國社會接触，可以看到古代中國的真相。北京清明的藍色天空，輝煌的廟宇与宮殿及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給人一种滿足及生活合宜的感覺，時代已經變換，但北京仍在那里。有臥佛睡在西山，玉泉山噴射出晶明的噴泉，而鼓樓使守夜者警醒。人何求于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賜，人在地上還能求什么？北京，連同它黃色屋頂的宮殿，褐赤色的廟牆，蒙古的駱駝以及和長城明冢的接近，就是中國，真正的中國。它是异教的，有异教徒的快樂和滿足。
在中國做一個基督徒有什么意義？我是在基督教的保護殼中長成的，圣約翰大學是那個殼的骨架。我遺憾地說，我們搬進一個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審美上和那個滿足而光榮的异教社會（雖然充滿邪惡、腐敗及貧窮，但同時卻歡愉和滿足）斷絕關系。被培養成為一個基督徒，就等于成為一個進步的、有西方人的心的、對新學表示同情的人。總之，它意指著接受西方，對西方的顯微鏡及西方的外科手術特別贊賞。它意指對贊成女子受教育及反對立妾制度及纏足，抱持明朗而堅決的態度。（基督教婦人首先要放腳，而我的母親，自小是一個异教女孩，曾放了她的腳，改穿一雙襪子。）它意指贊同教育普及及民主觀念，且以“能說英語”為獲得較佳教養的態度。它同時意指文字羅馬拼音化及廢棄對中國字的知識，有時且廢棄一切對中國民間傳說、文學及戲劇的知識，至少在廈門是如此。羅馬拼音法是一种奇妙的東西，我們在廈門有一套七聲的完整羅馬拼音系統，它是對于反對它的漢學家的嘲諷。我的母親可藉羅馬拼音法把全部圣經讀通，此外也曾藉此自習漢字的圣詩，而且她用完全清楚的羅馬拼音字寫信給我。羅馬拼音并非不能實行，但在心理上我們不愿意要它。
但同時基督教教育也有其不利之處，這是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出的。我們不只要和中國的哲學絕緣，同時也要和中國的民間傳說絕緣。不懂中國哲學，中國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國的民間故事卻顯然是可笑的。剛好我童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是太完美了。那是因為我的教會是加爾文派。我不准去听那些漳州盲人游吟歌手用吉他伴奏所唱的古代美麗的故事。這些盲歌手，有時是男的，但多數時候是女的，晚上在街上經過，手上拿著一副響板及一個燈籠，講述中國古代的魔法故事及歷史上的奇事。我的母親是在异教家庭中長大的，告訴我某些這一類的故事，但我從來沒有從那些游行歌手那儿听過這些故事。當我們這些男孩在鼓浪嶼廣場經過一個戲台時，我們被以為是直向舞台觀看而不是且行且看。現在，舞台是教育中國人（包括文盲或非文盲）知道他們的歷史的一般媒介。任何中國的洗衣工人都比我更熟識三國時代的男女英雄。我甚至在童年已經知道喬舒亞的角聲曾吹倒了耶利哥城。當我知道杞梁的寡婦因發現丈夫被征筑長城而死，流的眼淚溶化了一大段長城時，我的憤怒是可怕的。我被騙去了民族遺產。這是清教徒教育對一個中國孩子所做的好事。我決心反抗而沒入我們民族意識的巨流。
我靈性的大旅行開始。我們經常留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生存、活動，及安身立命，我們也是滿足的，就像北京异教徒的滿足一樣。但身為中國基督徒，移進一個我所稱為真正的中國世界里面，敞開了他的眼和他的心，他就會被一种羞恥之感所刺痛，面為之赤，一直紅到耳根。為什么我必要被剝奪？事情并不是如我所描寫的這般簡單。甚至那個纏腳及立妾的問題也不是如我們所想象這般干脆和簡單的。在我沒听辜鴻銘為這二者有力地辯護以前，事實上我并不欣賞立妾及纏足的倫理學及審美學。在我們結束以前，我將會談到許多關于辜鴻銘的事。
在這里我必須提及兩件事，鴉片及祖先崇拜——其一導致中國人的一种深厚的屈辱感及對西方的厭惡感，其一使一個中國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剝奪國籍的感覺。中國基督徒不近鴉片，那些傳教士當然譴責它。它的戲劇性和悲劇性成分，是傳教士的同胞們把它帶進來而且用槍逼我們接受。那位偉大無畏的中國官吏林則徐（我的著名同宗）做廣東總督的時候，在廣州各碼頭上燒毀了許多箱鴉片，引起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失敗后，林則徐被充軍新疆死于戍所，而中國國門便大大開放。一箱箱的鴉片，厚顏無恥地大量滾入。但問題是，當傳教士進入中國時正是在中國人被鴉片惡臭熏醒的時侯。然后再加上第三個因素——傳教士及鴉片都在戰艦的蔭庇之下得益，使這情形變得不但可歎，而且十分滑稽可笑。那些傳教士极端不贊成那些商人；而那些商人极端不贊成那些傳教士；大家都認為別人瘋狂。一個中國人所能看得到的是，傳教士曾關心拯救我們的靈魂，所以當戰艦把我們的身体轟成碎片的時侯，我們當然是篤定可上天堂，這樣便互相抵銷，兩不相欠。
現在我回頭談祖先崇拜，它是做中國人基本的一部分，中國基督徒被禁止參加，便等于自逐于中國社會之外，而使那所謂“吃洋教”的控告成真。這個問題是基本而中心的，且在質問一個輕率的教會能傷害它的教徒到怎樣的程度。祖先崇拜是儒家被視為一种宗教時唯一可見的宗教形式；在孔子廟崇拜孔子常是學生及考試得中的人的事。但即使是如此，中國基督徒沒有理由不參加，且無論如何，沒有理由自屏于化外。
祖先崇拜在孔子之前即已存在，任何讀過中國經典的人都應該知道。當孔子試圖重建在他之前七世紀時周朝創立者的祖先崇拜的形式及規律時，他事實上是在做考古的工作。周朝的創立者距离孔子比喬塞距近代學者更遠，比 Beowulf 史詩則近一點。祖先崇拜，在中國人看來，是對過去的崇敬与連系，是源遠流長的家族系統的具体表現，而因此更是中國人生存的動机。它是一切要做好人、求光榮、求上進、求在社會上成功的根据。事實上，中國人行為的動机是：“你要做好，這樣你的家人可因你而得榮耀；你要戒絕惡事，這樣你就不至于玷辱祖宗。”這是他要做一個好儿子，一個仔弟兄，一個好叔伯，一個好公民的理由。這是中國人要做一個中國人的理由。至于崇拜的形式，只有把想象力盡量擴張，才可以稱它為如中國教會所謂的“拜偶像”。把它和在某些加持力教堂供奉神像的陋習（特別是在意大利及法國）比較起來，這些寫上了某一祖宗的名字的四方木牌，看來差不多像某些毫無想象力的理性主義者的作品。上面只有几個字，比基督教的墓碑的字更少。祖宗祠堂有一張祭桌，后面擺滿了一堆這樣的木牌，這些木牌，看來好像一把特大的尺，上面的記號是每一個男女祖宗之靈的座位。崇拜的時候，祭桌上點著了燭和香。至于跪在這些木牌前叩拜，實為基督教教會反對的主要一點，因為他們忘記了中國人的膝常比西方人的膝易屈得多，我們在某些鄭重的場合中，也常向在世的父母及祖父母跪拜。屈膝是一种順服的表示。孔子說：“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受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你把一個中國人洗擦干淨，你將發現有一种洗擦不去的以祖宗為榮的驕傲。
現在，在廈門的非基督徒對我們是寬容的。在那里沒有社會排斥。基督教社會在廈門及漳州和當地人親密地相處，像所有人都是一個教區的分子一樣；他們進步而成功，他們的孩子，不論男孩或女孩，求學都有較大的便利。如果有敵意，我想是因為祭祖的問題。我們沒有被人囚禁，我們把自己囚禁起來而自絕于社會。在一個近代城市中，這還沒有什么關系，但在鄉村中，這對一個中國基督教信徒，可是最尷尬的個人問題。有些基督徒曾以最誠懇的態度來問我父親，他們可否為社會節期及在節期中的演戲捐一點錢。這些基督徒真正想問的是他們是否要自愿在他們的堂兄弟、叔伯，及族里其它人的眼中，把自己逐出社會。這是基督教教會所禁止的，但他們卻在父母生前，歡樂地慶祝母親節、父親節，而父母死后，做极近乎偶像崇拜的事——用實際的相片來代替像米突尺的木牌。中國有一句俗諺說：“飲水思源。”中國基督徒是只應從自來水龍頭飲水，而停止想汲水的源頭嗎？
當我是一個孩童的時候，我年紀太小，不會感到任何敵意及中國基督徒已自絕于他們自己的社會的事實。在學校的日子里，我們是太愉快地上進，以致不能感覺到任何事情。但我記得在我村中某些非基督的領袖是對教會有敵意的。這些偶發事件是瑣屑而有趣的——并沒有爆發到像被稱為拳匪之亂這樣的暴行和仇恨。我父親完成了教堂建筑的后一年，一個考試落第而又失業的吸食鴉片的文士，意圖捐集款項在教堂的同一條街道上興建一座佛廟，而他這樣做了。他是一個可怜人，不知是他的老婆拒絕替他洗衣服，抑或是他自己想看來囚首垢面以表示他屬靈；我所能記得的是他滿口黑牙，穿一件污穢而只打了一半鈕扣的長衫，不論他有沒有想洗干淨，總有意讓人看見他永不洗濯的面容。我相信他是想保留初次在佛教的天堂中作海綿浴之樂，盡管有一道澄清的溪流剛好流經他的廟。但這個可怜人至少有他的机智，他是賴此為生。我們的教會有一口某美國人捐贈的鐘，我們為它在前門建筑了一個約五十尺高的鐘樓，而這些失業的文士后來有了一面裝設在他佛廟里的鼓，這种事是不常見的（佛廟里常用他無法提供的鐘）。當教堂禮拜日鳴鐘時，他也注意去擊他的鼓。如他所說：“耶穌叮當佛隆隆。”我們孩子們決意不讓他胜過。我們輪流幫助拉繩，而傾听鼓聲何時停歇。我們繼續這种競賽，直至父親以為我們是瘋了，制止我們。后一年，我從學校回來，那個鼓不見了。那個黃牙齒的人大抵已把它賣掉買鴉片了。于是我們胜了。
另一位中國領袖，因為他的年紀和他的須而較為可敬。他是整個河谷的紳士。我父親和“金公公”保持友好的關系，但金公公從來不來教堂，且阻止別人來教堂。那條河是從山上下來，在河曲有一道橋，河的一旁有許多商店的板仔街，高踞在堤岸之上，經常受河水侵蝕的威脅，因為當洪水來的時候，它會受到漩流的全力打擊；在河的另一旁是一個多石的淺灘，這個地區的輪回市集，每五天在這里舉行一次。在淺灘那一邊的橋腳是金公公的家，在這种情勢之下，他大可說那道橋是他的。橋是木做的，上面草率地用圓木條鋪平，但沒有鋪上厚橫板。因為那些木條不是完全直的，人可從在那些間隙看見下面的河水，而那些纏腳女人必須小心行走，以免她們的鞋跟被橋洞卡住。我知道那道橋是金公公收入的來源，因為他也吸鴉片，需要錢去買。若有一場大洪水時，那道橋不是被沖走就是要修理。每次洪水來過，金公公便出去向鄉民募集款項來修理，而橋完全被沖走時，當然是一次意外收獲。現在秋水泛濫在我村相當常見，為金公公提供了源源不絕的金錢來源。還有，由于經常注意那道橋构造上的裂痕，知道橋本身接杆的脆弱，金公公可以斷定這道橋對于河水的水平線的些微變動都很敏感，唯一要等待的是天公公和金公公的合作而已。我記得金公公是一個斯文而講理的人，他對基督教有敵意的唯一理由是他開了一個賭局，而我父親极力阻止基督徒賭博，因此他也不得不阻止那些賭徒成為基督徒。
對一個有知識的中國人而言，加入本國思想的傳統主流，不做被剝奪國籍的中國人，是一种自然的愿望。我是在中國英文最好的大學畢業的——那又有什么了不起？我因為幼承父親的庭訓，對儒家經典根柢很好，而我曾把它銘記于心，每一個有學問的中國人，都被期望能銘記孔子在論語中所說的話，它是有學問的人會話的重要部分。但我的書法是可怕的，是中國缺乏教養的人最顯著的標記。我對于中國歷史、中國詩、中國哲學，及中國文學的知識，充滿了漏洞。現在我是在北京，中國文化的中心。我覺得好像一個在劍橋大學一年級的英國學生和他的導師談話一樣。那個導師用煙煙噴他并且喋喋不休地談及斯文本恩、濟慈及霍斯曼。對于這些文學家，那個學生只是一個點頭朋友。一個有才智的小伙子經過這樣會談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圖書館去讀斯文本恩、濟慈及霍斯曼；這樣他在第二次會談時，才不會顯得那般土气和無識。這是我們所稱為的真正大學教育正常的程序，透過心与心的關聯，甚或也可以說是由于傳染。我帶著羞恥的心，浸淫于中國文學及哲學的研究。廣大的异教智慧世界向我敞開，真正大學畢業后的教育程序——忘記過去所學的程序——開始。這种程序包括跳出基督教信仰的限制。
外表上我是一個有成就的教師，我在清華大學做得不錯。清華大學是用美國退還的拳亂賠款建立的。這所大學突飛猛進，成為中國最現代及設備最好的大學之一，而它那時正開始建筑一座壯麗的圖書館。它有一位不平凡的中國籍校長及一批本國及美國的好教授，它座落在北京郊外一個從前滿洲王公的花園。但心智上我是笨拙的，而且不善适應。直至那個時候我仍有時被胡适博土友善地目為清教徒。我是一個清教徒，我對一位非基督徒的詩人或學者有和善及友愛的期望。我的体質不适于飲酒，酒可使我眼臉干閉。至于煙斗，我愿為這可靠的精神安慰者永遠辯護。雖然我自稱為异教徒，像羅馬酒神節日這樣的東西，那時仍非我的能力所能理解，至于現在仍是如此。在一种羅馬將領的宴會中，斜倚在臥榻上吃用金盤送上來的一束葡萄，我依然永遠是一個觀察者。至于女人，在清教徒教育中的訓練則有某些益處。當禮拜天我的某些同事去嫖妓，我卻在清華大學主持一班主日學，而清華是一所非基督教大學。一位同僚教授稱我為一個處男，直至結婚時我仍是如此。這是為什么我這樣喜歡巴黎夜總會的脫衣舞。沒有一個人能像一個好清教徒這般正當地欣賞脫衣舞。
我永不會像大學里的富家子弟那般文雅和自信，雖然我在后來的日子中學習在男人及女人的社會中安詳、自然，我仍學不會在一個家伙背上猛烈地一拍的動作。我想這是因為高山的精神永遠离不開我，而我本質上就是來自鄉村的男孩，這是“异教徒”一字語源學的真義。直到現在我仍喜歡穿著襪子在我系辦公室的地毯上行走，視之為生活中最奢侈的享受之一。我以為人的雙腳，即因為上帝為了叫人行走而造成它們，所以是完美的。對于它們，不能再有什么改良，而穿鞋是一种人類退化的形態。托馬斯·渥爾夫曾在望鄉（Look Homeward）一書中親切地寫，天使腳趾翹起，因為他生來就是如此。有時，晚上在曼哈坦區的街上散步，我因我妻放出一個高聲的呵欠，或突然的、故意的、拖長的尖叫聲而對她很憤慨。因為我雖然在曼哈坦士敏土的行人道上行走，我的眼仍看見山顛末受拘束的太空，我的耳朵仍听到山泉甜蜜的笑聲，而我并不害怕。
我常想，做一個富家子弟，要文雅，要知道在什么時候閉嘴，要懂得安靜等待升做官員，真不知道這其中的滋味是怎樣的。因為在中國，做一個學生，就要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我曾看見一位來自官宦家庭的同事，他的出身和前途無可怀疑的是官場。但我來自福建——不是來自上海或北京。我們在整部中國歷史上出產詩人、學者，及美人，但沒有第一級的官吏。
（注）上一代有三位偉大的中國作家來自福建：嚴复，亞當·斯密、孟德斯鳩，及赫背黎的翻譯者；林紓，司各德、狄更斯的翻譯者。關于他，我在上文已曾提及；以及辜鴻銘（請看下文）。
在外交部的短暫時期中，我發現這位同事已學會閉嘴，對任何人都彬彬有禮，文雅而態度自然。他在辦公室，把時間都花在喝茶及看報紙上。我對自己說，這個人將來一定會成為一省的首長，結果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常想深深地知道這种不說話的神秘，与閉嘴魔術和升官主義的關系。而我所得的結論是一個兵把他的血貢獻給國家，但永不放棄他的榮譽；一個真正成功的官吏為他的國家放棄他的榮譽，但永不奉獻他的血。一個兵的責任是只去做及去死，一個好政治家的責任是只去做而永不談及它。他所做的只是愛他的國家。
我短暫的神學研究曾動搖我對教條的信仰。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這里有Ａ及Ｂ，則二者之間必有一條聯系線Ｃ，來說服我相信圣靈在神學上的必要。這种經院派方法的傲慢和精神的獨斷，傷害我的良心。這些教條產自迂腐的心，處理靈性的事情像處理物質的事情一樣，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和人的公正相提并論。那些神學家這般自信，他們想他們的結論被接受為最后的，蓋上了印裝入箱子保留至永恒。我當然反抗。這些教條中有許多是不相關的，且掩蔽了基督的真理。按典章編成的次序而論，保羅比彼得知道得多，而第四世紀的教父比保羅知道得多。按他們教訓的比較而論，耶穌知道得最少。
我已失去封信仰的确信，但仍固執地抓住對上帝父性的信仰。圣誕節在清華大學主領主日學班時，我已在想象那顆大星怎樣准确地把三位東方博士領導到馬槽所在的那條街，覺得有很大的困難。我只能在桑塔亞那的感覺中，欣賞天使們夜半歌聲的象征美。圣誕老人是失去了魅力的神話，但仍是一個美麗的神話。雖然如此，但在我自己切斷和基督教會的連系之前，還必須遭遇某些事。
在北京，我和兩位有第一流才智的人接触，他們給了我難以磨滅的影響，且用不同的方式，對我未來的發展有所貢獻。其一是代表一九一七年中國文化复興的胡适博士。文化复興，連同其它較重要的事情，嚴格說來就是反儒學。胡适博士，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在紐約放出第一炮，這一炮，完全改變了我們這一代的中國思想及中國文學的趨勢。這是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土是一個路標，提倡以國語代替文言，作為文學表現的正常媒介。同時，北京國立大學有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教授陳獨秀，編輯向導机關報。胡适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博得全國的采聲，而我在清華大學和他相會。這是像触電一般的經驗。我對于這個運動的整個進步態度，直覺地表示同情。同代的中國大學者，梁啟超、蔡元培及林長民，都參加這個運動。然后保羅·門羅、約翰·杜威，在我出國留學之前，又來北京大學訪問。（我一九二三年從德國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毛澤東在那里當圖書館管理員——但沒有人注意他，而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
總之，文化复興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中國知識分子對過去作的一种完全真正的分裂。一方面軍閥們正在交兵，一方面中國知識分子又為他們自己挑戰及斗爭的緊張情緒所支配，北京是充滿活力的。林紓，那位我姊姊曾讀過他的作品的偉大翻譯者，同時也在北京國立大學，譴責白話為“引車賣漿者的語言”。那里有斗爭那里便有活力，便有思想及研究的推動，有為它而戰或為它而反抗的主義。年輕的中國被徹底震動。共產主義者陳獨秀繼續譴責儒家的整套系統，特別反對祭孔及寡婦守節。而胡适，一個典型的理性主義者，以科學考据為根据，實際上較為溫和，寫出來的文章像一位學者。陳獨秀譴責迷信，如通靈人用它來寫出詩句的中國扶乩。當然，那個机關報能輕易地做反對纏足的努力，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民國的時代，是以這种努力有點儿像馬后炮。一個熱心的學生寫著：“我們大家都要背起所有中國女人的小腳（的責任）在我們的肩頭”——确是一种對新自由戰士的不尋常的任務。你想，事實上最少有五千万雙中國女人的小腳要背，而這位青年可能有一雙軟弱的膝頭。我不免為北京大學所吸引，而我出洋回國之后，便在那里任教。在這思想大動亂當中，我為我自己的得救，而埋頭研讀中國哲學及語言學——每一种我可以抓得到的東西。我在中國覺醒的怒潮中漂浮。
但有一個不加入吶喊的人。他一八八五年從柏林大學、愛丁堡大學，及牛津大學回國，他比我高一代。在他看來，我們這些民國時代的青年新貴，是無知而鄙陋的，即使不被現在稱為德模克拉西的近代群眾崇拜所腐化，靈魂也已被玷污的鬼鬼祟祟。他說我們是：“近代沒有辮子的時髦中國人，回國的留學生”，“曾從英美的人民學習，不是循規蹈矩，而是‘行為不端’的人。”他是一個怪物但不令人討厭，因為他是有第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在我時代中的人所能有的。沒有一個在中國的人能像他這樣用英文寫作，他挑戰性的觀念，目空一切的風格，那种令人想起馬太·安諾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條有理地展示他的觀念和重复申說某些句話的風格，再加上托馬斯·喀萊爾的戲劇性的大言，及海捏的雋妙。這個人就是辜鴻銘。辜鴻銘是廈門子弟，像是料理中國人文主義大餐前的一杯紅葡萄酒。由于他把一切事情顛倒，而在我信仰的方向上扮演著一個吹毛求疵的角色。
我覺得最好是引用索美塞得·毛姆對于他的描寫。毛姆沒有提及辜鴻銘的名字，而在他那本“談中國屏風”書中用“那個哲學家”來代替。毛姆在揚子江上流的四川省見過他，那時大約是一九二一年。下面是一篇生動的描寫，极能顯示這個人性格的要點。
這里住著一位有名的哲學家，想見一見他是我這次有點吃力的旅行動机之一，他是中國儒學的權威。据說他英文、德文，都說得很流利。他曾做皇太后總督之一的秘書多年，但現已退休。全年每周的某些日子，他的門都為那些尋求知識的人開放，宣講孔子的教訓。他有一班門徒，但人數不多，因為那些學生大都喜歡他簡朴的住宅及朴實的高貴。若向他提及外國大學的建筑及那些野蠻人的實用科學，只有被他輕蔑地開除。從我對他一切所聞看來，我斷定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
當我宣告我想和這位著名的紳士會面時，我的主人立刻提供一次會面的安排，但經過許多天還沒有消息。我查問起來，我的主人聳聳他的兩肩。
“我送了一張便條通知他來這里一趟，”他說，“我不知道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來。他是一個脾气很大的老人。”
我不以為用這般傲慢的方式接近一位哲學家是适當的，是以我并不惊异他對這种呼召置之不理。我寄一封信給他，同我能想到的最有禮貌的詞句問他可否讓我去見見他，而在兩小時之后，接到他的复信，約定明天早晨十時。
當那哲學家進客廳來時，我即迅速表示我對他容許我拜會他的謝意。他指給我一張椅子，幫我倒茶。
“你想見我對我是一种奉承，”他回答，“你的國人只和苦力及買辦交易，他們以為每一個中國人如果不是這一种，就一定是那一种。”
我想冒險抗議，但我尚未了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种嘲弄的表情望著我。
“他們以為若他們已經點頭示意，我們就一定會去。”我知道他仍然對我朋友不合宜的通知感到不滿。我不知道應怎樣回答，喃喃地說了一些恭維話。
他是一個老人，身材高，有一條灰色的細辮子，明亮的大眼，眼瞼下有很重的眼袋。他的牙已殘缺而且變色。他過度地瘦，手优美而小，干枯的像鳥爪。曾有人告訴我他吸食鴉片。他穿著一件黑長衫，戴著一頂小黑帽，二者都已破舊不堪，著一條深灰色的褲子束在踝上。他在觀望，不十分知道應采取什么態度，有一种人在戒備時的姿態。現在我從他的風度上感到可靠的松弛。他像一個全身端嚴起來等待人家來替他拍照的人，听見鏡頭遮蔽器一響，才恢复他的自然。他拿他的書給我看。
“我在柏林取得哲學博士學位，”他說，“后來我又在牛津讀了一個時期。但英國人對于哲學沒有很大的胃口。”
雖然他把話說得像有點歉意，但顯然他還滿高興說一件大家多少不能同意的事。
“我們曾有過一些對于思想界略具影響的哲學家。”我提請他注意。
“休姆和伯克里？當我在牛津時這兩位哲學家在那儿任教，他們深恐會得罪他們的神學同事。他們不會追求他們的思想的邏輯結果，因為怕危及他們在大學社會里的地位。”
“你曾研究過哲學在美國近代的發展嗎？”我問。
“你是說實用主義？它是那些想相信不可信的事的人的最后避難所。我喜歡美國的石油多過美國的哲學。”
繼續還有更多類似的尖酸話。我想毛姆的人物造型是正确的（我曾立誓不用批評家所愛用的陳詞套語，“有知覺力”那個字），他說：“他對于西方哲學的研究，只有助于滿足他所謂智慧只能在儒家經典范圍內找得的那种想法。”
有一次我的朋友看見辜鴻銘在真光電影院，他的前面坐著一個禿頭的蘇格蘭人。白人在中國到處都受到尊敬，辜鴻銘卻以羞辱白人來表示中國人是优越的。他想點著一支一尺長的中國煙斗，但火柴已經用完。當他認出坐在他前面的是一個蘇格蘭人時，他用他的煙斗及張開的尖細的手指輕輕地敲擊那個蘇格蘭人的光頭，安靜地說：“請點著它！”那個蘇格蘭人被嚇得非常厲害，不得不按中國的禮貌來做。辜鴻銘可能因為他對立妾制度雋妙的辯護而為中國人所熟知。他說：“你曾看過一個茶壺配四只茶杯，但你曾否見過一只茶杯配四個茶壺？”在我們之中也曾傳說如果你想看辜鴻銘，不要到他的住宅，到八大胡同紅燈區便可以看到他。這不是一個老浪子的姿態，而是一种對某些重要哲學主張的信念。他勸那些無知的西方人去逛八大胡同，如果他們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可以從那里的歌女身上，證實中國女性本質的端庄、羞怯及优美。辜鴻銘并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女生已經不會了。
辜鴻銘曾任張之洞的“通譯員”。（張之洞是十九世紀末葉，主張維新的偉大滿洲官吏之一，是使長江一帶不受拳匪扰亂的一個重要角色。）我曾見辜鴻銘，留著薄薄的頭發，在中央公園獨自散步。有人會以為他是一個走霉運的太監，或者根本沒有住意到他。多么孤獨驕傲的心啊！雖然如此，但我覺得不配去接近這位精通馬太·安諾德、羅斯金、埃默森、歌德及席勒的專家。盡管當陳友仁（后來在一九二八年擔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和辜鴻銘一九一五年在北京新聞（一份陳所編的英文日報）大開筆戰的時候，我在圣約翰大學里對他頗為仰慕，辜仍是一個眾所共認的保皇党及失去的驕傲的支持者，而陳卻是一個革命党。二者都精于謾罵，而且無懈可擊地精通英文。陳稱辜是江湖術士及抄經文士，而辜卻稱陳是走狗和一知半解的印度紳士（一個失去國籍，半英國化的印度人），因為陳生于千里達島，說中國話像個外國人。當我在德國讀書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剛要結束，我發現辜鴻銘在德國的某些圈子里很有名气。他那本小書“Veteidi-gung Chinas gegen Europa”（如果我記得清楚，有一個德國人將他這本書譯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在文化界知者甚多。這本書寫于一九一五年，大戰爆發后不久，雖然他用很不含糊的話來譴責普魯士的軍國主義，但他把大戰首先歸咎于卑劣的英國帝國主義及倫敦的暴民崇拜。他說了一些同情德國人的話，說他們“熱愛公義”，整洁而有秩序，有“道德性格”。他精通歌德及席勒，而且是大腓特烈及俾斯麥王子的偉大仰慕者，所以雖然他在美國是完全籍籍無名，他的話德國人很喜歡听。
辜鴻銘是一塊硬肉，非軟弱的胃所能消受。對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尤其像是充滿硬毛的豪豬。但他有深度及卓識，這使人寬恕他許多過失，因為真正有卓識的人是很少的。他不小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它不只是忠實的翻譯它，而是一种創作性的翻譯，一种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种深的哲學了解的突然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与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他的儒家書籍的翻譯，好在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那些外國的漢學家譯得很糟，中國人自己卻忽略了這件事。把中文翻成英文是困難的。觀念不同，思想的方式不同，而更糟的，是中文文法的關系只用句子的构造來表示，沒有字尾變化，且沒有常用的連接詞及冠詞，有時更沒有主詞。因此中國哲學的“源頭”，直到今天，仍被覆蓋在似霧的黃昏中。結果使劍橋大學前任中文教授赫伯特·吉利斯得以說孔子可能只是一個好吹牛、平凡、陳腐的三家村老學究。在哲學觀念上翻譯的陷阱是很大的。仁的真意（benevolence？ mercy？ humanity？ mandood？），義的真意（justice？ right？ righteousness？），禮的真意（ritualism？ courtesy？ goodform？ social order？），甚至還未被人了解。
談到這里大家請寬恕我介紹一段經過翻譯的迂回累贅的話。它是采自詹姆士·來茲的儒家經典的譯本，已被編入為麥克思·繆勒所編輯的“遠東的圣書”中。來茲作了一次對文字的盲目崇拜，一种真正的外國往古气氛，比意義更是顯明忠實的標志。孟子所說的在中文剛好是十二個字，當軍隊列陣拿著利矛堅盾攻襲敵人城堡的時候，“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The weather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terrain， and the terrain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army morale.）如果有人宁愿逐字直譯，那就可把它譯為“Sky-times not so good as ground-situation； ground-situation not so good as human harmony.”。對于任何中國孩子“sky-times”是指天气而不能作別解：“ground-situation”是指地勢而“human harmony”是指士气。但按照來茲所譯，則孟子是說“Opportunities of time （vouchsafed by） Heaven are not equal to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nd advantages of situation （afforded by） the Earth are not equal to （the union arising from） the accord of Men.”（天所惠賜的時間上的机會不如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而地所提供的形勢上的好處不如人的團結一致。）辜鴻銘的翻譯卻永遠站得住，因為它們來自對兩种文字的精通，以及對于它們較深奧意義的了解，是意義与表達方法二者愉快的配合。辜鴻銘的翻譯是真正的天啟。
受過馬太·安諾德、喀萊爾、羅斯金、埃默森、歌德，及席勒等人的陶冶，辜鴻銘自信在他之前，沒有人能像他這樣了解儒家。他的中心觀念是繞著雅与俗的問題轉。雅是意指孔子對于君子的理想；而俗，用羅斯金的話來說，簡單地是“身体与靈魂的死硬化”及缺乏感覺。使他的治与亂的辯論成為有效是由于白人帝國主義一方面用武力攫取中國的土地，另一方面它的使徒（當然包括某些基督教的傳教士在內）又武斷地說“中國是信邪教的”，他們有開化他們文化使命的現象，這种情形特別是在拳匪之亂以后特別明顯。用“門戶開放”的名義，公然搶奪中國土地而伴以他所謂“英國的蕪詞濫調”來談及文化，當白人在“北中國每日新聞”辱罵皇太后的時候，辜鴻銘大大地被激怒。他狂猛地踢擊他所謂“偽善的英帝國主義”，攻擊那些迎合倫敦人經商、攫取錢財及“暴民崇拜”的天性，更評擊英皇帝“吃人的殖民政策”。他說他們集豎子、小人于一身，他們的靈魂十分需要拯救。這是充滿了激動及報复心在內的國家主義，加上一种忠心來擁護帝制反對民主的偏見。（喀萊爾的影響）
對于辜鴻銘，拳亂是人民之聲。這些議論在他一九○一年出版的“總督衙門來書”一書中表露出來。此時他從迷惑中覺醒，正處于最苛刻、最嚴厲的狀態。當然，拳亂是由傳教士、鴉片，及戰艦等三項因素所引起，才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必須記得因為殺害一個傳教士，中國要償付威廉大帝以青島港口及山東全省的鐵路建筑權。白色帝國主義是無約束的。當中國的統一受威脅時，辜鴻銘只是用全力來批評及攻擊英國暴民崇拜的宗教及該撒的殖民政策。他著“近代傳教与新近動亂之關系”一書，聲音喊得天般高。“總督衙門來書”包含了一篇最長的文章——“中國問題的新近紀錄”（初在橫濱日本郵報發表）。這篇文章已證明對英、法、德、美等國的文化及其衰頹作了一次歷史性的考驗，他的聲音是尖銳的：他的靈魂中沒有和藹，充滿了烈酒般的諷刺。下面這一段話，是對在中國的英國人輕微的嘲弄。
自貝康思菲爾特爵士死后，英國貴族階級再度成為無望，他們的領袖索爾斯柏利爵士，遇見了一位有倫敦人才智的伯明翰青年。這個伯明翰的倫敦人曾企圖以模仿貝康思菲爾特爵士的帝國主義旗號來諂媚英國貴族的优越感，并想在高處揮舞這個旗子以取悅安格魯撒克遜族的自信心！真的，如果美好的英國老貴族的情景不是這段悲慘的急需金錢、理想和主意，一個小伯明翰的倫敦人用他安格魯撒克遜自信心的破布來領導，將會造成像蘇格蘭“一個蘭恩血統的一文不名的少女”一樣滑稽的情景。
（注）此文及下面一段引用文是采自一九○一年在上海出版的“總督衙門來書”。
辜鴻銘用敏捷的、印象主義的筆触，探索德國及法國知識分子的沒落。
腓特烈之后，普魯士就是德國。德國是歐洲的蘇格蘭，普魯士人是住在平原的低地蘇格蘭人，缺乏想象力。普魯士的气溫冷酷得多，因此那些普魯士人除了缺乏想象力外，還有一种可怕的食欲。俾斯麥王子說：“我們家庭中每一個人都是大吃家。如果許多人都有像我們這樣的食欲，國家將不可能存在，我將被逼得遷居。”……腓特烈沒有想象力。但他除了天才之外，有法國的教養，那种來自法國教養的心的靈動及清醒。腓特烈之后，普魯士的清教徒因為缺乏想象力不能繼續做全德國的保護領主。而拿破侖必須回來在耶拿光榮复職。……埃默森曾以偉大的卓見，談及拿破侖被送到圣赫勒那不是由于戰敗，而是因為他身上那种粗鄙的味道，中產階級的气質，及倫敦人的派頭。當拿破侖以散布革命自由觀念者的身份來臨時，歐洲所有有教養的紳士都對他高聲歡呼。但等他們發現這個科西嘉島的小資產階級不過是想建立一個皇朝時，所有歐洲紳士都對他大倒胃口。然后普魯士的清教徒穿著“Vorwarts”（前進軍）的軍服，加入歐洲紳士對這個科西嘉小資產階級的追捕。……當“Vorwarts”（前進軍）把拿破侖逐出德國時，他同時想把法國革命偉大的自由觀念也驅逐出去。為抗拒這一點，全德國的知識分子都起來和他作戰。這就是“文化斗爭”的開始。……法國革命的真正偉大自由觀念是在政治上的“門戶開放”及在宗教上的“開展”。但“Vorwarts”（前進軍）的蘇格蘭低地人自私傾向使他們不喜歡“門戶開放”，而普魯士人想象力的缺乏，也妨礙他們了解宗教上“開展”的真正意義。
辜鴻銘繼續娓娓而談。他連跳帶跑通過了近代歐洲史的种种背景，而達到值得注意的結論：“今天世界的真正動亂不在中國——雖然中國忍受它的影響——而是在歐洲及美洲。”他向歐洲人大喊：“注意，歐洲人！照顧你們神圣的文化珍寶吧！”
辜鴻銘并不攻擊耶穌基督的教訓，他尊敬真正的基督教，但他猛烈地攻擊耶穌會与法國軍隊，及德國主教与德國軍在拳匪之亂時的主動合作。下面是他痛恨的一例：
基督教最初是一种力量，足以減低德國蘇格蘭低地人的自私心及龐摩爾蘭尼亞省大吃家的可怕的食欲。但現在在德國的基督教死得像一個老頑固。他們已經正式設立一個主教安沙爾，膠州的名人，國家社會党，及那些歌頌德皇所說“我們怎樣處置那五万投降的中國人呢？養他們嗎？不成！”，在名為“將來”（Zukunft）詩篇中寫最后一章的政客們的基督教來代替它。因此，當我們遇見五万毛毛虫的時候，我們怎樣做呢？用一個滾壓机來壓死它們。討厭的工作！但沒有辦法。我們不知道耶穌會怎樣說。如果他不是生在一個和平的世界，而是戰爭的世界，依照這個牧師的見解，耶穌也會變成食肉的動物。
下面是他說及真基督徒和真基督教的話。他引用孔子的話說：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無論你是猶太人、中國人、德國人，是商人、傳教士、兵士、外交家、苦力，若你能仁慈不自私，你就是一個基督徒，一個文化人。但如果自私、不仁，即使你是世界的大皇帝你仍是一個偽善者，一個下流人，一個非利士人，一個邪教徒，一個亞瑪力人，一個野蠻人，一只野獸。”
然后辜鴻銘進而引用歌德在“虛偽与真實”中的觀念——歌德認為基督教是進步的，基督教的文化在乎仁慈、体貼他人、以人道胜過不人道。他說：
“我們將會知道，無論歐洲人或美國人，在處理中國的問題時，采用歌德的關于文化的概念，抑或采用想使耶穌基督成為食肉動物的德國政客的滾壓机！”
“真基督徒是因為愛好圣洁及基督教里面一切可愛的東西而自然成為基督徒的。而那些因為害怕地獄之火而做基督徒的，是偽善的基督徒。那些只是為了想進入天堂飲茶及与天使們共唱圣詩而做基督徒的，是下流的基督徒。現在的那些耶穌會教士是那些自己不大相信天堂、天使，及地獄之火，但卻想讓別人相信這些東西的基督徒。”
這些文章是強烈的；很容易刺激一個青年讀者的思想。它是好文章，但同時具有一种特別刺激靈魂的性質。因為人常會問什么是基督教的本質？究竟什么是儒家？這樣他們就可以寬心和愉快的倚在椅子上，舒适地多讀對于不同的國家的奇怪的批評。
美國人難以了解真正的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因為美國人通常是寬大、單純，但不夠深刻。英國人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因為英國人一般是深刻、單純，卻不夠寬大。德國人也不能了解真正的中國人及中國文化，因為德國人深刻、寬大，但不夠單純。至于法國人，在我看來是能了解并已經是最了解真正中國人及中國文化的。……因為法國人在心靈的性質上曾達到一种卓越的程度，這是上文中我所曾提及的其它國家的人所沒有的——那是一种欲了解真正中國人及中國文化所必須具有的心靈的性質。一种精細的心靈的性質。
從我在上文所說可以看出，如果美國能學習中國文化，將會獲得深度；英國人將會獲得寬大；德國人將會獲得單純。而所有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由于學習中國文化，研究中國的書籍及文字，將得到一种精細的心靈的性質。我放肆地說，在我看來，他們通常都沒有達到這樣卓越的程度。
它是令人安慰而又真實的。我對于中國寬宏或寬大這一點，想提出异議，但他們的确單純、精細，且有深度。但有人會被這樣的文章所刺激，去再發現自己的國家，且在中國思想的茂密叢林中探索旅行，以試圖達到某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