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美妙地說：把靈性的東西歸給靈性，把物質的東西歸給物質。但不幸我們不能這樣斷言。當耶穌說：“把該撒的東西歸給該撒”的時候：暗示一個該撒的國及一個上帝的國，它只是用來回答惡意的問題。耶穌的意思并非以為該撒的國和上帝的國是有同等范圍甚或分离的，也并不意味它們不是互相重迭的。他的意思是，像在一個异邦征服者統治下的猶太人，應有一條可行行為的界線。猶太人為獨立而奮斗的問題屬于政治的范圍，和耶穌所急于關切的上帝國相离很遠。
我怀疑近代思想和宗教的一般沖突，是從一种對宇宙唯物的解釋，認為整個宇宙可机械地用物理化學的公式來說明，而沒有剩余的解釋滋長出來的。這不是直接把上帝赶出宇宙，但卻間接地導致這种想法。
因此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我們是為物質或靈性，那种物質与靈性的二分法，是完全不健全的。信仰，靈性信仰的擁護者，當他們离開物質來建筑他們靈性构造的時候，行走在不安全的地面上。他們是在沙上建筑一間房子，它或遲或早，會被科學的潮流沖走。人類的生命及人類的意識是一种物質及靈性的事實、生理及心理的事實的互相依倚，以一种极端奇妙及非常复雜的方式混合起來——生理學家最能告訴我們它是如何的特殊和复雜。一天一個人可能像婆羅門一樣，用完全輕蔑的話談及衣食及一切屬于物質的東西。第二天他可能讀到鎮靜劑，或胰島素對糖尿症的處理有效，證明瘋狂是化學的，而那個婆羅門沒有地方躲。
我以為一切對宇宙的解釋，除了真正的宗教解釋之外，可作如下分類：
（一）拜偶像者——太多神。
（二）人文主義者——一种中間地位。
（三）唯物主義者——神不夠。
第一類屬于万物皆神論。第二類在宇宙及人類生命中，都為上帝留有余地，一個完全無神的人文主義者是很少見的。第三類，唯物主義，不是怀疑上帝的存在（不可知論），就是坦白地斷定沒有神（無神論），后者在思想史上也是比較少的。孔子、蘇格拉底及福祿特爾都有點站在中間，不相信偶像或民間的神祇，也不否認一個較高概念中的神，而且有時十分愿意參加某种宗教集會。在另一方面純無神主義，純粹是一個特殊時代的人造的產物，只限于一种思想的特殊方式。和普通的信仰相反，唯物主義甚少是一個把宇宙問題推到他的邏輯結論的思想家的立足點，毋宁是一個當事情開始顯得奇怪、不熟識或混亂的時候，在臨近邊界的地方止步之人的立足點。因為一百個說“我不能知道神”的唯物主義者中，大抵只有一個斷然地說“沒有神”，而他是勇敢的。
事實上在第一類与第三類之間，大体說來，拜偶像者較唯物主義者近乎真理。野蠻的万物皆神主義者相信每一株樹都是一個靈（則指到處充滿它自己的感情和能力），這是比較那個只關心觀察所得的正确事實表，及那些不問促成那株樹的最后原因的唯物主義者更近乎事實。對于一個愚蠢的唯物主義者，那株樹只是一根有厚皮的棕色樹干。把根插到土里去吸收下面的養料，而張開它的枝在空中呼吸空气。他把自己造成一個記載樹生長的事實。及試圖了解影響樹在花、种、樹的循環中，或春、夏、秋、冬的循環中，生長或再繁殖的物理化學過程的紀錄者或一本書。一個知道到今天已經發現的一切關于樹的事實的植物學家，是一個好植物學家。但如果他以真正明白這一切現象背后的理由為滿足。他必是一個淺薄的科學書記及記帳員。你不能不認為這樣的一個人缺乏才智。這樣的植物學家當然大多數不是缺乏才智；他們有他私下對第一原因的看法，而且有許多相信上帝。當國際植物學家代表會開會的時候，它的會員顯然只像一個科學的書記及記帳員大會一樣集合，對正确的數据如數家珍，且嚴格地保持在他們能力所及的領域。他們沒有宣告他們對上帝的無知。也沒有宣告他們在試圖找出理由時的失望。
當歐洲知識界的毛病以笛卡儿把宇宙切分為心与物兩個方便的部分開始時，它沒有清楚地說這种演繹的方法也應用于人類生命及人類意識范圍，像應用于自然世界的考查一樣。但趨勢是如此。這种趨勢達到了上帝的“靈”及人的“靈”必須服從笛卡儿方法的程度，它是知識的一部分，但情形剛好相反。人的注意由精神的轉移到物質的，而精神的逐漸和超自然的相聯合且被貶斥。如我們所知，這种趨勢終于逐漸變成十九世紀的唯物主義。上帝及道德价值在這個世紀中确定地失勢。但充分的后果還未出現，因為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仍然完整。女孩們仍命名為“信仰”及“忍耐”。但尼生爵士仍然歌唱，“藍童”（一張名畫）的优美仍未為藝術家所鄙視。前拉斐爾派的分子表面上是“靈性的”，而羅斯金實際地“宣講”真、善、美，喀萊爾仍雷鳴著人類精神的偉大。維多利亞皇室仍未崩潰，而人們仍未被失望之骨所鯁。最后在一千九百年左右寫了一本書談及失望在來臨中及世紀末的犬儒主義的，是麥克思？諾多。
跟著二十世紀的進步。這种趨勢逐漸形成道德的犬儒主義之一。人性的优美及光明已經過去。任何談及优美与光明的人，現在听來是可怜的老樣式。除了藝術家之外，任何人都可以看見女人大腿的美；任何人若不贊賞畢加索畫里挺著大肚子和笨重大腿的怀孕婦人，就是毫無希望的反天才的無知者。于是毀滅的時代來了，畢加索用像一個把鐘表拆開，把輪子、指針、螺旋釘及彈簧拋棄在他面前的頑皮孩子的歡欣心情，分切那個物質的世界，而稱它為“內視”。斯特拉文斯基嘲笑和諧，斯坦因破坏文法，康明斯破坏標點符號，而特里破坏心智健全。每一個人都撕破一些東西，而用這樣做來接受群眾的喝采。它是一個“勇敢的”新世界和對“勇敢”一字的側重。什么東西被毀滅并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撕破，因為只有藉撕破，人類才能表示他的“進步”。這些人是我們的領導者，是我們知識分子的精華，我們精神的先鋒。藝術家及作者如果想成烏進步的，便要著意找尋可以著手而尚未為別人所毀坏的東西來毀坏。我想發明一种用像變形虫的污點來蓋滿畫布的新藝術派，但一個美國人已經偷去了我的鏡頭，新近用同樣型式的晝來暗示一個原子的世界，在巴黎大吹大擂。有一天將會有某些詩人發明一些詩句，顛倒放置其中的字母，想到一种幸好康明斯尚未有的形式。而那些附從者當然不會找不出話或公式來暗示這些顛倒的字母靈性上的意義。我可以為這一派想一個名字——超語意學派——意即一個字的功能，不是表達感覺，而是表達超感覺。
佛洛伊德在一般的破坏中扮演一個奇怪的角色。他把圖書館設在廁所里面，而可以分析關于人的許多事情。現在任何這樣做的人，都不能不盡量接近關于人的某些生物學的事實。佛洛伊德有某些事情要說，而他仍必須創造他自己的語言。他發現“靈魂”一字被濫用，而非常聰明地用“精神”一字來代替。于是他進而談及本能的沖動、本我、自找及超自我。最偉大的字當然是“下意識”。他開辟了人類知識的一條新戰線。大体說來，下意識的世界主要地是原始的“本能”的世界；但由于把它和意識世界及有意識的理性的活動相對立，他顯示出深藏不露的合理化、自衛机构、愿望完成，及自卑的情結等等新景色。這樣，我們對于心智的進行，意識及下意識的知識，變得敏銳。當一個人發現一幅全新的世界時，結果并不單純。它們不能單純。直接的結果并不可愛——并不比解剖手術可愛多少。它發出惡臭，但仍很迷人。它是像做外科手術的助手，看見了人染滿了血的內髒。它顯出人在他本能力量下的情形，躺著打開他的自我欺騙，顯示出他是有一個很不完美的心的野蠻人。人的行為是絕非合理的。如果人是一個有思想的動物，他的思想則屬于十分低級。佛洛伊德派對于人類靈魂的報告，事實上剛好和一個公爵堡壘里面的女幫廚的報告差不多。我在別的地方曾這樣寫：
“人心和人体已再沒有什么隱私；心理史的學生們已經剝去了無花果樹的葉，吹散了一切秘密。已經把赤裸的、正在發抖的靈魂送到廚房的洗滌室，而把廁所改變為公共走廊；他們已使愛的魅力鈍化，把羅曼司的酒弄酸，拔去了驕傲的羽毛。把高貴的人們心的內部圣所暴露在人的眼前，把它從高壇上推下來，而讓發惡臭的本能沖動戴上皇冠坐在它的寶座之上。”
但經過長時間之后，佛洛伊德的發現所建立的趨勢，導向對人類靈魂（精神）較好及較深的了解；對于罪惡、對于內在的斗爭及對于那個道德監察，達到充分的了解；而且由于瑞士心理學家容格對于生命較多“神秘”及較少物質主義的看法，使得對直覺那個角式及那共有的下意識——人的种族的欲望——有較大的評价。換句話說，任何對個人心理較深的理解，必然适用于人對他同伴的關系，及導致控制人心較深的勢力。下意識重要性的提高，自然會減少人對宇宙全部反應中理性的重要性。它領導人离開唯物主義（特別是藉容格），而向著對人生較為靈性及神秘的看法方面走。
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化學的進步也有同樣的發展。唯物主義永遠不敢赶盡它的全程去追求這個題目到它“邏輯的結論”，因為怕物質會被“靈”走。以科學而論，這种態度是正确且甚至可贊美的，即是對于沒有物理的工具來知道的事不作最后斷言的態度。自然科學家像是一個忠實的向導，他把你帶到可知的最前面一道關閉的門前，坦白地告訴你：“此門以外我不知道，且不能告訴你。”
如果我是上帝，我會非常感興趣的看那些地上的化學家、物理學家、天文家及生物學家，進而打開我的秘密。我當然保持緘默而不給予任何幫助，但我卻很有興味地看望著他們的科學發明，給他們以或者一世紀，或者兩世紀的時間來窺探及打開我的秘密，把它們想通。什么東西都可以——一只蟻，一只蟋蟀，一只蚯蚓，或簡單的一片草。用一只蜘蛛為例，人類的科學家可能用一种純粹在机械基礎之上物理化學的解釋，來窮究蜘蛛的秘密。我可以告訴人，蜘蛛顯然是机械的，就是說蜘蛛是為物理化學的机构所發動。它當然是如此。他首先說明上顎的机构、消化系統，及自衛系統等等，除了黑寡婦的毒液，它們都是比較簡單的。那黑寡婦怎樣想到這种毒液的化學公式而用极其簡便的方法來制造它，可能令他感到困惑。但我猜他不會停止去想及它，直至他滿意的找到了這些毒液的化學公式。然后是那不會干燥的粘絲的問題，因為如果它曝露在空气中完全干燥，對于蜘蛛會很不方便。一代將會過去，而杜邦公司會起來給我們一個答案。然后是反膠粘的問題，沒有它，蜘蛛的腳會被固定，而蜘蛛將不能在网上活動。這個問題并不新：胃里的鹽酸消化肉，但不消化胃壁的本身，因為胃提供它自己消毒劑來抵抗酸。另一代將會過去，斯倫——克德林基金會在它對癌腫的研究中會偶然發現反膠粘劑的化學公式，且可能綜合地制造它。斯倫學院的教授甚至可能憑這种發明的功績而要求准許和上帝作一次會見，但他可能被謝絕進入。
我能為上帝及科學家之間發生的事情繪一張圖。那個仍然追尋蜘蛛秘密的科學家，可能現在面對著一個真正困難的問題。如果上帝准他進去，他和上帝的對話，就是討論這一點，他們全神貫注地討論那小蜘蛛沒有他們母親的教導，怎樣學習結网那個問題。那小蜘蛛必須知道怎樣結网，無論牠的母親支持与否。他們便沉迷在本能、遺傳因子、遺傳性，及后天習得特性的能否遺傳討論中。他們將沉迷于生物演化、生物化學的深的原理，且可能要處理精确的化學公式。如果為适應生存而在后天習得的特性不能遺傳，則它們對于蜘蛛的种族并無用處；如果它是可以遺傳的，那就應在某些地方有一個記憶的“貯藏所”來供應消息給那些小蜘蛛，准确地告訴牠怎樣做及在什么時候做。約在七十年之后，在奧斯陸或柏林會有些科學家，能解決种族記憶的貯藏所的化學公式，以電報收報紙的形式藏在遺傳因子中。一英寸包含有大概十億電碼符號，對某种酵素的构成發出命令來使某种化學反應成為可能，然后從現場撤退而隱遁。根据此項發明，奧斯陸或柏林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金的教授將被准許進到上帝的面前，且被給予許多稱贊及勉勵的話。這位教授大受感動地從和上帝對話后准備退出，且曾學習多一點复雜的化學方程式，這些方程式只對他顯示——無論如何比耶和華顯示給摩西的十誡复雜得多。在臨走的時候，上帝可能對那位教授說：
“我已經讓你看到隱藏在遺傳因子里面的化學公式。”
“你已經讓我知道，万能的上帝。”
“而且我已經幫助你對于蜘蛛的本能及本能的行為有一完美机械的說明。”
“你已經給我恨多幫助，主，我的神。”
“而你是很滿意了嗎？”
“我滿意，你不以為我應該如此嗎？”
“這樣你以為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我以為我知道了。我常想如果我能把握各物的化學公式，我們人類就可以解釋每一件事情。”
“你曾感到惊异嗎？”上帝問。
“我的确很感動。”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上帝說：“我給你這些化學公式，只是讓你知道這些事情怎樣發生，而不是它們為什么發生。因為‘怎樣’和‘為什么’那兩個問題是不相同的。我讓你知道了怎樣，但你仍未找出為什么。”
淚水充滿了那個教授的眼，而他問：“呵，上帝，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
“這個為什么你永不能在化學公式中找出，”上帝說：“但如果你不能找出那個為什么，你仍不知道蜘蛛的秘密。”
“是的，我不知道。”
我不是庄子，但下面是庄子可能寫下的結論：“那個教授從睡覺中醒來，滿身大汗。他的妻發現他七日之久默默無言。到第七天他開始進食，但終身不敢出門再進入花園。他曾顯示一种醫生宣告無法醫治的蜘蛛恐懼症。”
特別在近數十年，由于科學所開辟的新遠景，靈性和物質曾移動得接近一點。而且奇怪的是，這种接近是由于物質讓她給靈性，多過靈性讓她給物質。物質常有消失之兆，以太及實体的舊見解不再适用。主張物質可靠的死硬而未成熟的唯物主義，似乎不冉可以維持，而這個時候，靈性不再是超自然的。靈性未曾變得較清楚，而物質或已較為半透明。最近四個世紀或五個世紀來思想的趨勢，大致如下圖。
偶像崇拜—》人文主義（十八世紀）—》唯物主義（十九世紀廿世紀早期）—》宗教（廿世紀后期）
為支持上面那個圖，我只須引用英國大生物學家哈爾登的話。他在一九三二年所著的“唯物主義”序文中，想到他書中的論据時說：
“唯物主義雖然陳腐得像一個哲學系統，但在科學及實用方面，仍十分活躍，而我是從這一方面來研究這個問題。有几本很著名的新書已考慮到關于我們所區別為無机世界傳統物理概念的最后背景，雖然這种區別是人為的。那些新書并非直接處理這一特殊方面的分析。它們所處理的是用物理的概念來解釋生命及有意識行為的不可能，而最后必然要有一种對我們宇宙的靈性解釋。”
由唯物主義到上帝及一种對宇宙的靈性解釋，是一條多么奇怪的旅行路線！但事實似乎是如此。這當然是一個簡化圖。在啟明時代和今天失望時代之間發生過几件事情。
當福祿特爾、狄德羅，及達朗拜開始編百科全書的時候，人的希望是高的。他容忍陳舊的“超自然”宗教，他靠賴人已解放的理性。人盼望有一個理性的、合理主義的、健全清醒的、真正啟明的新時代——一個讓黑暗時代留在后面的時代。
為什么不可以？中國人文主義已經繼續了將近二千年，沒有任何人對唯物主義的哲學讓步。中間只有過一個活在主后五百年左右的無神論者范縝。中國人始終整個是哲學的理想主義者，把較大的評价放在“道德”之上多過物質的財貨之上——至少在學者們的理論中是如此——而一般民眾，則宁愿崇拜偶像及精靈，而不愿意要一种死硬的、無神的唯物主義。主要的是因為這种無神論比一种健康丰富的异教精靈崇拜更沒有意義。在歐洲，改變了對人靈性的歷史路線的：是由自然科學提供的唯物主義者的展望，因為自然科學堅定而光榮的進步，逐漸侵犯人文科學及對人生的一般看法。結果人文主義的适當發展，被在后一世紀——十九世紀——唯物主義的進步所截短。
馬克思是侵略的唯物主義最奇怪的花朵之一。但人不要忘記馬克思及恩格爾的知識背景是在十九世紀的中葉，當時每一個人都仍然充滿希望，唯物主義与自然主義的觀點堅強地得勢。人文主義的學者也仿效自然科學家，試把自然主義及唯物主義的展望介紹入人文科學中，例如歷史的經濟解釋，好像兩腳動物的活動，不可免地要向著馬鈴薯供給的方向；或羅馬帝國之衰落，不是因為人道德品性的敗坏而是因為老鼠；拿破侖不是在滑鐵盧被惠靈頓的勇敢及戰略所擊敗，而是因為在法國得不到甜菜的供應等等。至于巴令頓，則不過是因為他有寫作的專長。
讓我們記得，臨近一八五○年的時候，唯物主義方法的威望，每天往上爬，且侵入道德科學及人性的研究。所有學者都想在人的事情中找尋“生長”及“有机体”的基本定律。實證哲學家孔德，意欲用否定形而上學及啟示的宗教來把人文主義建立為一個人道教。孔德說社會像一個有机体。毛姆森在一八五○年寫他的羅馬史。泰恩在一八五六年在他的英國文學史的序言中說：“罪惡及美德是一种產品，正像硫酸及糖是一种產品一樣。”多么動听！于是道德變成了物理，而人類社會或人類個人的靈魂生長正像一株植物得病及腐化。泰恩不但有文學天賦，他還有建立一個由种族、環境、時机，及個人的天才四者合成的智力結构的高貴睿智。每一個知名文人都可以用這個种族、環境、時机，及個人天才的物質公式來解釋。泰恩給人以坦白仿效自然科學家方法的清楚印象。泰恩說：“自然科學家曾觀察……用同樣的方法，歷史家也可以建立……自然科學家顯示……用同樣的方法，歷史家也可以顯示……”
達爾文的“种原論”出現在极嚴重的一八五九年。當馬克思寫資本論時，它的第一卷是在一八六七年出版，思想的唯物主義傾向，用机械的科學定律來解釋一切，達到了它的最高峰。泰恩及雷南二者都有文學藝術家的天賦，也都想象自己為自然科學家，于是雷南也像達爾文寫种原學及像泰恩寫“當代法國的淵源”一樣，在一八六三年寫他的“基督教起源史”，從耶穌的生平開始，像醫生一樣的解剖它。雷南不是一個神學家，不是一個神學蛛网的編織者，他是一個東方通及考古學者，而他的耶穌生平是在腓尼基及耶路撒冷當地發掘古跡的具体表現。“划時代的發明”是在一八六○年所作。巴斯德，斐爾科，及本生在反射鏡及細菌世界開辟了一條新前線。馬克思出版他的資本論的第一卷那一年是一八六七，佐拉創立自然主義小說的驗尸派也是在這一年。馬克思像他那時代的女狗神自然生下來的孩子一樣來為。（譯注：意即他是這個思想錯誤時代的自然產物。）這是為什么他宣稱已首次找到了一個科學的烏托邦，在其中笛卡儿派及黑格爾派的邏輯和科學的自然主義，并合而產生“不可免的”人類發展的唯物主義定律。“唯物主義者的方言”那句話是一大諷刺。但馬克思想它成為對半科學的社會科學的大諷刺。這樣喚起了這個狹隘宗派學校孩子（馬克思）“絕無錯誤”的抱負，既沒有達爾文的謙虛与謹慎。又沒有泰恩及雷南藝術家的天賦及了解。馬克思主義者的唯物主義在當時是像厄塞尼女皇的妝扮一樣的毫無錯誤。這當然不可能是暗示厄塞尼女皇的高腰線。不是對女性美永久及沒有錯誤的處理。馬克思在同樣情形之下成為沒有錯誤。而達爾文的謹慎則使他免于許多与事實相反的論斷，馬克思的缺乏謹慎（這是池的偽科學姿態），曾使他在他的每一條教條，都被一千种事實所反駁。理由是達爾文嚴格地站在他自然科學的立場，但馬克思宣告這進化的嚴密經濟定律，當用在人類的活動及社會生活中時，有自然科學的“不可免性”和“客觀性”。史大林自己大抵是對于馬克思所确定的在歷史上，環境是一切。而人是等于無物的最好反駁。泰恩最少有法國精神的大穎悟，他為個人及環境各留地步。這個卡魯喬（Cologne）的狂熱理論家（馬克思）則沒有。他是被時代的風尚領到這個問題的面前。階級斗爭必不能免。否則它便失去了它科學的性質。那是說机械化的性質。
（一）窮巷
近代原子及電子的發明，不只改變人對宗教或生命的看法，而是推翻了一切。當我說新近發明的結果是硬心靈和物質移動得較為接近，而這种移動得較為接近，是由于“物質讓步給心靈，而不是心靈讓步給物質”，似乎是在宗教方面的一种情形。但它并非完全如此。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把心靈等于能；當我們看到物質消滅在能中時，我們膚淺地以為它是對心靈的一种情況。我們真的只曾改變我們物質的概念；物質是百万伏特無法說明的能量駕駛著無限小的電子顯顯藏藏，這种發現改變了我們對物質的觀念。但一個完全為能所組成的宇宙，确是一個机械化的宇宙，也就是物質的宇宙。因此我說心靈仍未比較清楚，只是物質已減少了不透明。也就是說，減少它的固定性。這樣的一种物質的啟示，不一定要推翻唯物主義。
但在一較廣泛的意義中，物質和心靈仍移動得較為接近。關于心靈，我們沒有發現什么事情。但對于物質習慣的看法已不能再維持。它不是固定的，它事實上是空的，而它并非常常可見。物質已經改變了它的色彩及外觀。心靈又有什么遭遇呢？心靈減少了它的超自然性，進入物質本身的組織；或至少我們可以說可見与不可見已有融合為一之勢勢。在這种意義中，現在最少已容易有一個對宇宙、人生，及關于它的一切較有學識的看法。曾成為“超自然”的不是心靈。毋宁說它是物質的本身。如果一杯水包含有足夠把一列火車由紐約開到華盛頓的核子能，便成為奇跡，而一切奇跡都是自然。我們現在已准備接受任何事情。我們已有一种奇跡的新意義。我在廣島事件前數年。讀李科克一篇在大西洋月刊論及原子的論文時，曾試把這种思想表現在下面的詩句中。
現在可以講述科學的神仙故事，
超過青年男儿時代的勇敢的夢，
當信仰是對真理創作性的猜測時，
大自然和古代的精靈籠罩著神秘的色彩，
或我們自己童年自由而勇敢的幻想。
當家庭的愛使整個宇宙轉動，
當閃爍的小星在高空歌唱，
而甲虫的背比金還要漂亮；
直至青春期放射出冷淡的顏色，
像瞎眼的理性使魔術的戲法失色，
一切都死硬得實實在在，
一切神秘都過去了，再沒有什么奇怪的事了。
但那個地是活的！
我們能再一度獲得古人的快樂与惊异。
大自然是奇怪的，肉体中有魅力！
原子是囚禁仙人离子的一個囚牢——
我們的科學用來編織成一個輕靈的网
——宇宙——無實質的纖維；
當她用百万伏特錘煉那解釋密碼的鑰匙
來擊破那虛幻的堡壘，
撬松那無限小的螺釘，
這樣，离子便被釋放而重新服務人群。
這是圣者所見的异象，
物質披上了靈性的色彩。
而現在得到教訓，我們重新站在一點塵埃之前
寅畏地蹣跚著。
這樣的新信仰，天上的星辰倒下來的金流，
和一片稻草沒有什么分別。
我喜歡它；我完全為的是想有一個較進步、較好、較清楚、較明快，或者較真實的宇宙觀。我并不屏棄物質，如果物質成為能力，我也喜歡能力。簡言之，如果這是可能的話。我想了解那個我生活在其中的宇宙。開放的宇宙觀加深了它的神秘。達爾文只是加深了創造的神秘。一种對宇宙的机械的解釋，由宇宙光從四面八方射出開始，而最后發展成為人類的意識，也加深了神秘性。
但對頑強而有戀棧之勢的唯物主義有一個難題。如果在我有生之年，有任何科學家能幫助解決這個難題，我將十分感謝。我喜歡能理解的事。我不是一個科學家，但像任何曾受教育的近代人一樣，渴望知道，渴望找出某些滿意的解釋，而不愿被帶到一道“關起來的門”。我想了解這個宇宙，它如何運行，及生命是如何發生的。
我猜想那個唯物主義者的難題是屬于頑固而無法解決的一种。在上文那個和上帝對話圖中，我指出一切物理化學的解釋只能顯示“怎樣”，而不能顯示“為什么”。例如，想及一片草的神秘，我已經知道它有用葉綠素做工具來利用日光同化食物的化學特性。可能我們還未知道化學反應的精确細節，但我們知道它已經發生。它幫助我們對植物生活的知識。至于“為什么”那片草能有“超自然”能力來執行這种化學反應，我們一無所知，且將永不能發現。于是我們事實上已發現葉綠素，但我們并不比已經知道一株植物需要陽光來幫助它生長的非洲野蠻人知道得多。而那個難題仍常繼續困扰我們。
達爾文主義把這個難題放進一种清明的光線中。我擁護達爾文及達爾文主義，正像現代一般人一樣。我想教皇也相信生物進化。繼續創造的程序當然是比在七日中創造世界的比喻說法更使人感動。大体上看來，适者生存的概念無法否認，但物种（常態的）由來，則比較是一种信仰的問題，一种直覺的猜測，易于招致質問，可能或也不可能是對。我不知道，沒有科學家可以确知。在這個“信仰”中有几點概念的困難。在赫克爾的手上，這個信仰無疑地已成為一种美好的、差不多是詩的結构——生物的奇跡。但以一种學理而論，進化仍只像一個幸運之輪，被給以無限的時間盲目的碰机會來攪出對的號碼，簡直是充滿了漏洞。我喜歡看到一种可理解的學說。有一個有資格的人告訴我（他的資格并不差于長期流連在蒙地卡羅游樂場的人），在他一生之中，曾看見過一次連續攪出五次零的號碼。我自己曾見過連續攪出三次零的號碼。在輪盤賭中仍未有人看見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號碼連續按次序出現。但在一百万年中，這樣的情形也可能會發生。但把生命科學的理論建立在這种盲目碰机會的基礎之上，听來卻令我震惊。盲目碰机會的意義是靠“幸運”，而一個有龐大形体的宇宙靠“幸運”而建立，听來像盲信多過客觀的科學。如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號碼按序出現，外行人健全的反應，是怀疑賭場主人有意作弊。
進化的基本概念是站得住的，但關于進化過程及它們怎樣發生的解釋，卻似乎很錯誤。它假定及推測太多的事情。一到九的繼續出現是很簡單的，它可以由机會發生。但長頸鹿頸的進化卻包含著复雜得多的過程。我們所見的是每一個想解釋自然變形的人都有形而上學的意味，那是說，我們一問到進化為什么會發生的時候，除了瞎碰机會之外，便超出嚴格的“物理”范圍。我們問到“為什么”那一瞬，我們便不得不假定許多事情。在“瞎碰机會”的理論中，确有許多矛盾。第一，當它假定一個有机体當它“适”于某种目的而存在，而這歸根結柢是适于沒有目的的目的。目的的存在或不存在純粹是形而上的，而所謂進化便成為為一种沒有目的的目的而改變，這甚至令人更難理解。其次，常態（物种）原來未為連接二者之間的形態所支持，甚至在百万年的化石中也找不到。在理論上，我喜歡這种大膽假定說它們是這樣進化的，只是缺乏證据。于是人便被逼要說從一道沒有梯級的樓梯下來，或從有梯級而沒有連接東西支撐著它的樓梯下來。第三，叔本華在“自然的意志”中假定形態的進化常因為生存而适應生活環境，而推測有“适應的意志”，我同意這一說法。換句話說（而這也是形而上學），适應說假定有适應的意志，否則适應說將只是在一個盤子里，堆滿了五百張鋸形謎板，而希望在無限次中，就說一万次吧，這些謎板終于各就各位一樣。這將是一种奇跡，而科學不能像奇跡。在理論上，我可以相信那兩塊首先相合的可能顯示适應性；在假定上，這樣的兩塊是堅固地聯結在一起。我們可能相信，像馬克思的資本家在消失中的理論一樣，小塊會逐漸減少而只剩下了那些大塊，而少數的大塊也會逐漸改變他自己來适應。這是一种或可能使我自己信服的美妙理論，但不能使別人信服。其四，無窮的變化是可厭的目的論。福祿特爾說鼻子是上帝造來戴眼鏡，而腿是造來穿長襪的，它們是多么完全地互相适合，他以此來嘲弄目的論。但無論如何，人們不能否認一种便利，例如人類的鼻尖向下的事實，總有點“留存”的价值。正當的看法是有無限的机會使鼻子生向一切方向，向上，同左或右，机會都和向下一樣多，而終于有最后一种“保存”，只因為它較能“适應”生活的環境。一個向上的鼻子在下雨時顯然是非常不方便。如我所說，變化是可厭的目的論。一個鼻尖向下的鼻子，不過是万种其它在人体里發生的物理化學事實中的一個較小的事實，甚至在身体能适當地作有效的活動之前。
或者我能以列舉達到最适（the fittest）的諸多困難總括而言之。我不知道響尾蛇毒液的化學成分。我姑且說，一個化學家會稱用人工來复制這种毒液為一种高度复雜的過程來碰一碰運气。幫助蛇生存的是這种毒液，雖然我希望它不必有這樣危險性。在瞎碰机會的理論上，蛇制成這种毒液，沒有經過思想，而靠賴在千万分之一的机會中瞎碰机會。那為必要与有效注射毒液的鎗樣舌頭，及毒液囊純粹偶然的碰著，也只有万万分之一的机會。但憑偶然的僥幸，繼承這种能耐以使第二代的身上准确地形成這化合的混合物，將可能是十万万分之一的机會。一种這樣簡單的東西，有所有圣者及天上天使的幫助，發生的机會，以一次碰机會再加上跟著要碰的机會來并算，將是一之后跟著廿三個零分之一，或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數學上的或然率是相當危險的。而這种机會必須發生在我們能有一條毒的響尾蛇之前。生存是容易的，但得到這种机會都是難之又難。而這對于任何維持生命所必需的自然特性，例如臭鼬的放射物或墨魚的黑墨汁，都是如此。因此叔本華說得很對：“野牛并不是因為有角才触，而是因為它想要触才有角。”真的是科學嗎？它是完全形而上的。進化是好知識，而它甚至可能是顯然的，但它并非如人所想象的這般簡單。有許多人被迫以假定生机說的某种形式來說明如何達到最适，如化學家大仲馬（巴斯德的老師，當他想找出生命的原始時對巴斯德說：“我不勸任何人在這個題目上花太多的時間。”）所謂的“超机械的勢力”，許多人（包括蕭伯納在內）所謂的“生命力”，及赫克爾在“結晶体”中所說的“靈魂”。
生机說不答复我的問題。我們把事情過分簡單化，創造一個字來回答一個問題，而沒有花每一种情形之下考驗過它，來證明它确是令人滿意。有一种小鳥，中國人稱為畫眉鳥。這种小鳥，在北美洲是黑及白旋木鳥的變种，眼上有一條白色的條紋，牠是由此得牠的中國名稱的。那畫眉鳥可使任何哲學家停下來想。因為這道眉的進化所牽涉入的事情，是极端難于作机械或化學解釋的。花的美，可被解釋為由于對稱，但它不是如此。這條白線條似乎像畫上去的線，但事實上是由于几條分离的羽毛各自在某一點某一長度變了顏色，因此當它們集合在一起的時候构成了一條白色的直線。任何一根分离的羽毛，分開來看，顯示一條黑線中間被一段有一定長度的白色所間斷，被放在不同的方位，所以當鳥的羽毛生長的時候，它是黑的，然后在中間的某一段卻轉為白色，經過了那一段之后，又轉變為黑色，連在它經過的地方的一切小羽枝，都是如此。几根這樣的羽毛看來如下面的圖樣：
它不是一個化學問題；它是當羽毛為同樣的成分所培養時，由黑轉白而又由自轉黑的問題。在任何一根單獨的羽毛在那准确之點轉白的決定，是非常難以用机械的或任何其它方法來解釋。
酵素的介紹，即使它是存在，只是把未定問題暫時作為論据而已。而在一切鳥類、魚類及其它動物中，有線條、圓圈或某种圖案，是一种很普通的現象（例如有條紋的鱷魚，及孔雀的金圈等等）。
這是我的窮巷。我不知道它的答案。我只是把難題指出，不再想它。我不准備超過這一點而進入神秘主義的气氛。我簡單地說，牽涉到進化規律的程序，由一個嚴肅的學者來觀察，如果他不是膚淺地接受，常導向且終歸于形而上學，即是在物理定律之外的假定。
（二）虛無
讓人文主義而沒有唯物主義的鬼魂跟著它是好的。反之，我們如果已能達到對于所有自然現象，都是适當机械解釋而沒有遺漏，而我們知道我們站在什么地位，也是好的。但我們現在停留在懸疑及無知中。在普通人的眼中，我們關于物理的宇宙知道得很多；但科學家的見解是，我們最多只知道所應知東西的十分之一，及尚待研究東西的百分之一。
我不以為今天道德信念的消失是因為自然科學的進步；倒不如說是因為社會科學在方法及展望上模仿自然科學的趨勢。任何科學家都可以告訴你自然科學只問真假，不問善惡或是非。科學方法必然是一种与道德無關的，超乎善与惡，且只問事實而不問价值，不問商業的价值或道德的价值。科學并不關心一顆金剛石的商業价值，而只關心它的重量、它的硬度，及它對于光線的吸收或反射。當孔德宣告他從事建立社會學的倫理，他的意思并非開始那种毀坏价值的姿態——相反的，反面才是他的意思。但他已經把社會說成一個“有机体”，假定它像一株植物或一個動物。一經采取這個立場，人文科學的研究——歷史、社會學、心理學等等——的趨勢，不免成為“客觀”及“超道德”的。經過長久時間，這种趨勢必然以信念、道德，及宗教的消滅為止境。在石頭的研究中沒有任何道德，但在人的研究中則有，且應有道德。一個科學家可以隱在他客觀性的堡壘的后面，而當他研究那些石頭時，于世無害。但當一個研究人類社會及人類心理的學者躲在這种客觀性的堡壘的后面，認為贊美和譴責不是他所關心的事，無論他愿意与否，他不免把路帶到价值的虛無上去。且當這种思想的態度成為一般或甚至時髦時，社會必然逐漸更加傾向于失去一切信念。
現在所有心理學家及社會學家學院式的術語，都顯示出一种類似科學的愿望，一种想了解而不是想評判道德意義的愿望。我可能是守舊，但我想，在你听見一個教育心理學家敢于說一個孩子的行為是“對”或“錯”，是“自私”或“不自私”之前，將是一段長時間。說某种行為的型態是對或錯會暗示缺乏客觀性，一种譴責或贊美的趨勢，而非科學的事情。自私兩字暗示譴責，但“不善适應的個性”則不是。因此當一個人自私時，他不過是不适應而已。這樣我們繼續為行為造型，“戀母情結”，“情緒不穩”，“童年抑制”，“隔代遺傳”，一直到“健忘症”，“人格分裂”，“臨時瘋狂”，最后一項可以寬恕殺人凶手。重點常是趨向把咎責歸罪遺傳及環境，而永不曾歸于個人的意志及責任。如果報紙同意停止用“少年過失者”一字，而開始用“青年違法者”或“少年罪犯”來代替，我們可能減少一半少年罪案。顯然，沒有一個十余歲的少年會介意被稱為“少年過失者”的，這個字是屬于拉丁字源，可愛地毫無色彩而且很輕微，而他們之中每一個（我曾見過這些有六呎高的“少年過失者”站在曼哈坦島的馬路上），都憎惡被加上“少年罪犯”的招牌。心理學家的意思是想說他是環境不幸的犧牲，且是年少一時的過失，他不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我想這些六呎高的家伙清楚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而當他們殺人搶劫的時候，确實地知道他們是在做什么。任何十二歲的亞洲儿童都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卻說一個十六歲或十七歲的美國儿童仍不知道什么是對，什么是錯，而因此對他的行動沒有道德責任，顯然是對美國人的諷刺，并暗示那些縱容的“社會科學家”尚未成熟。一個在社會上不善适應的個人，不只是一個不善适應社會的個人，用淺白的英文來說，他是一個坏蛋。人類的性情是這樣的：如果你稱坏蛋為坏蛋，坏蛋便消滅；但如果你稱一個行為鬼祟、躲避責任的坏蛋為情緒不能平衡的人格，他便會有點喜歡它，且引以為榮而留一种派頭的發型及穿一种派頭的衣服來宣傳它。
我是守舊的，我不能欣賞藝術的頹廢或道德犬儒主義的美的魔力。我甚至喜歡在學校里面的一個小巴掌，它不會使身体受傷，而在孩子們的心中深刻地銘記下一种錯誤及羞恥之感。公平地說，我以為英國以一個社會而論，在那里不可見的標准仍然有效，在那里某些被視為錯誤的事情，因為它“就是不能做”，因為它“不公正”。我以為在英國社會中，某些理想及价值仍然存在，不是在紙上，而是在人的實際行為中。沒有一個人類的社會是完美的，但在英國，“君子”一詞不是不只存在紙上而具体表現在一种真實的、一种生活的理想之上嗎？我們對于人還有什么更大的期望呢？不是在此世的某些地方——或者在英國——人類的教養已經達到真正文化的階段，有一种始終一貫且可持久的明确的理想，而使那些幼小者可以瞻望著它來成長嗎？這不是真正教養的精華嗎？教養的精華不是在优良的形式中見到美嗎？而那些理想不存在的地方，受苦的不是整個社會嗎？
道德熱情的逐漸消失，以像是一种對甜美及光明矯揉造作的畏懼開始，可能或不可能歸因于兩次大戰。它們可能助成。因此，凡爾賽之后造成失望，波茨坦之后造成“被打垮”的一代。那“被打垮”的一代，自稱為“被打垮”，只是指出他們已發現一個道德的空隙，缺乏值得為它而活、為它而戰的可信、善良、新穎的東西。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悲劇是，今天他們沒有為它而戰的東西。自由主義在卅年或四十年前并非如此。自由主義是一個孩子，必須有些東西來玩弄使它免于惡作劇。沒有為它而戰的東西，且發現時間沉重地壓在它手上。自由主義，甚至教會的自由主義，是正在為同情、原諒，及承認一個外國的政權及外國的暴君——紅色的中國而戰。道德的价值在那里？一個善良的基督教竟不重視判定千万人去受极權主義的奴役。似乎沒有任何道德原諒被涉及，即使有，他們也因被教要“客觀地”想而不覺得。但為什么惊奇呢？道德原則當我們在打第二次大戰的時候已經消失了。沒有一個領袖試圖令我們覺得我們打仗是為使世界安于民主；我們嚴格地說是在為野蠻的生存而戰，為無條件投降而戰，而不是為以民族自決作為一种主義而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道德原則的模糊，和第一次大戰領袖們公開宣言的明朗比較，它的本身是道德犬儒主義逐漸增進的一個表征。
我以為道德的混亂是違背人的本能的。我認為人喜歡有一种強有力的生活理想。一個有清楚理想的社會，是比沒有理想的社會更易于生活的。它產生較少的神經衰弱者，較少的挫敗感，及較少的精神崩潰。我相信崇拜某些東西的本能是在每一個人之中，而沒有一個不崇拜任何東西的社會，甚至無神的社會也是有所崇拜的。蘇維埃在一個無神社會中的試驗，是唯一這种型態的大尺度的試驗，曾經不是一种愉快的試驗。在莫斯科及北平蘇維埃領袖們無所不在的畫像，宣告甚至在一個無神的社會中也有對某些神祇或其它東西崇拜的必要。唯一的分別是新的神祇、新的教條、新的异端，及新的連禱，已代替了那些舊的。由示威游行時所抬過的畫像及偶像的數目，強迫向它們致敬及為贊美這些新神而唱的贊美詩，以及個人想及他自己權利的取消看來，我認為共產主義的國家是在近代國家中最卑鄙的偶像崇拜者，如“偶像崇拜”這個字的真正意義。不幸那個他們曾偶然向他崇拜了卅年之久的神，死后按照赫魯曉夫所說，轉變為一個殺人凶手及一個陰謀詭計的主謀，一個歹徒，而二万万人崇拜了他卅年之久，竟未能發現他的真相，但讓我們稱它為歷史上的偶發事件。雖然如此，但在一個無神的社會中，一神主義必然永遠繼續，這個宗教無誤的主是馬克思，它啟示的先知是列宁。如果這個啟示的宗教不穩固地被高舉，像神圣一樣被崇拜，整個無神的教會必然會粉碎。
這是我們已達到的虛無，現代自由主義似乎已被虛無所吸引。自由主義自覺不自在，而我們知道大自然痛恨真空。在這個世界上，真空是最危險的一件事。不是在可怕的黑暗中的某些地方，有光來拯救人類了嗎？孔子說：“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